邓玉麟（1881年2月19日—1951年4月10日），生于湖北巴东；早年从军，后参加武昌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被授以中将军衔；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杀害；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邓玉麟，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村人，土家族；1894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之后离开军队，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运动新军的工作；武昌起义后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任职，不久先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第四镇统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赴沪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1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战役。

　　1927年后脱离军界，迁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后拒绝侵华日军及汉奸收买，1937年9月辗转到武汉，后又退避宜昌，宜昌沦陷后避居长阳；1940年回巴东，后去重庆，任国民党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正式回巴东；1946年选为国大代表，到上海与辛亥首义革命同志团聚会留影，任首义同志会理事；1949年因病滞留巴东，但拒绝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玉麟曾作为开明人士代表到县人民政府参加会议，曾任巴东县人民政府秘书长；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1982年始被平反，恢复名誉。

　　宣统三年秋，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越来越大，共进会以刘公、孙武、邓玉麟为主，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为核心，两个组织有些矛盾。

　　共进会和文学社于5月11日和6月14日召开两次协商会议。会上，双方都表示出合作愿望，两团体责成邓玉麟，刘复基二人对联合事宜作具体研究。达成协议：所有共进会、文学社名义，应当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同清王朝拼死活。定于中秋节举事。在议定军政府组成人员时，邓为军政府调查部正部长、军事常驻筹备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弹药、军旗、符号、文告和给外国领事馆的照会等项工作。

　　农历八月十七日，宝善里制炸弹失事，孙武受伤，机关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尽被俄国巡捕搜洗一空。次日，邓等力主提前起义：“苟不今晚举事，明旦按名捕拿，恐无一人获得首领者。”众人同意，作出立即起义的决定。当日下午6时，邓玉麟、陈磊等分途通知各营党人起事，约定：一闻南湖炮响，城内城外各营同时出动。是夜，城内和草湖门外驻军中的党人，无不枕戈待旦，准备闻风即起。不料当日城内戒严，出入城门须受检查。邓玉麟抵达南湖炮兵驻地，已深夜12时，虽得晤炮标同志，然夜深难以集合，且炮兵须有步兵掩护，城内步兵未动，炮兵亦不敢单独行事。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声，以致未能如期起事。邓在炮八标待至天明，复偕徐万年入城，始悉城内有变，邓嘱徐等候开城，他渡江到汉口共和里11号，向孙武报告误事原因。

　　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自一码头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垂岸，赶至炮兵八标，就马棚中与同志商定：塘角火起，一致出动。晚7时，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第一枪。邓与吴兆麟驰登蛇山，集大炮数尊，尽力向督署轰击，以援助卫步队由长街进攻。此时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邓即命孟发臣炮击督署，几乎全部命中。

　　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邓玉麟等主要成员于二十日晚开始在咨议局大楼办公。二十一日晚，邓玉麟等正在军政府议事，突遭亲清廷党徒袭击，府中人员多惊避，而邓处乱不惊，掩护黎元洪避匿蛇山。匪被击退后，邓挽黎元洪手在军政府外巡视一周，以定人心。

　　此时各地纷纷响应起义，派代表至武昌聚会。邓受都督府之托，在军政府接见各地代表，并随黎元洪接见外国记者答疑，声明：“起义的目的是要创立共和，保护外侨。”

　　军政府各部成立，邓玉麟任军务部参谋，部长孙武到职以前，邓同张振武负主要责任。在议定新政府官员薪俸时，邓力主上至都督，下到职员月薪一律20元。主张剪辫、放脚、禁烟。大家非常尊重他的意见，称他“盖谋其事而不居其功者也”。

　　清军反扑阳夏，义军奋力抵抗，邓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协统领，奉令固守武昌沿江一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为保卫首义之区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互动百科、360百科、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