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人民的胜利》主要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内蒙古草原上蒙古族人民的斗争生活，描写了牧奴顿得布如何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历程，再现了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带领蒙古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情景，表现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蒙古族人民才能真正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只有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指引下，各族人民才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开始出现勃勃生机，步入了一个辉煌时代。在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多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一部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那就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摄制的《内蒙人民的胜利》。这部由干学伟导演、恩和森主演的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论是对主题的把握，还是在选用少数民族演员扮演本民族角色、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等方面，这部电影都对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给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式

　　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早期电影相比，新中国电影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影艺术家们开始以平等的、甚至是仰视的角度来观照新时代的主人公，在电影的情节结构、叙事方式上也力图向工农兵的欣赏情趣倾斜。

　　与过去把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愤懑、沮丧、挣扎又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命运作为电影基本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相比，新中国电影已经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刻画了一批具有质朴风格与时代气息、充满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工农兵形象。这些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战无不胜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工农兵形象，登上并占领了新中国的电影银幕，成为新中国电影的象征。

　　抒写革命历史和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新中国电影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自觉地选择这一社会主题进行创作，而当时的广大观众也乐于接受这一主题文化形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体现出这一主题，对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化特征进行贴近时代的再创造，成为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

　　《内蒙人民的胜利》率先进行了尝试。从内容上看，《内蒙人民的胜利》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性，十分贴近社会生活，它从正面直接地表现了反抗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主题。影片对乌兰夫领导的蒙古族人民独立与解放斗争史的艺术再现，不仅契合蒙古族观众的心理，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内蒙人民的胜利》给以后的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提供了一种成功范式。此后，新中国电影史上出现的众多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虽然内容不同，表现手法各异，但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内蒙人民的胜利》的话语模式，贯穿了讴歌真善美、鞭鞑假恶丑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刘三姐》、《阿诗玛》和《五朵金花》，这3部影片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代表了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在主题和表现形式方面，它们与《内蒙人民的胜利》是一脉相承的。

　　在选用少数民族演员担任本民族角色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给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和再发展的空间

　　《内蒙人民的胜利》的主角顿得布由蒙古族演员恩和森扮演，这在以前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恩和森以及大量蒙古族演员出现在影片中，使影片别具一格，让观众耳目一新。特别是顿得布套马的那场戏，渲染出茫茫草原中，蒙古族兄弟策马奔腾、粗犷剽悍的雄浑气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可以说，在选用本民族演员饰演本民族角色方面，《内蒙人民的胜利》作了最早、最有意义的尝试。

　　少数民族演员熟悉本民族的生活和性格特征，所以演起来就更容易把本民族的情感、智慧融入到角色当中去，从而使角色更加贴近本民族风貌及人物精神特征，更符合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欣赏习惯，使影片更彰显民族特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选用少数民族演员饰演本民族角色，已不是一个简单追求形似的问题，如果把握得好，它还会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编导们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拍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应尽可能地使用少数民族主创人员及演员，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影片的民族性。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其编导大多是汉族，但他们在拍摄时都有意识地选用少数民族演员扮演主要角色，如《刘三姐》中的黄婉秋、《五朵金花》中的杨丽坤等都是少数民族演员。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创作不仅有少数民族演员参与，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由本民族编导担任主创的现象。这些编导对本民族事物有独到的认识，并以自己特定的民族审美感悟与敏锐的理性触角进入本民族电影的创作中去，因而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更富于民族特色。

　　拓展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范围，开阔了电影的表现视域

　　《内蒙人民的胜利》是以宣传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主题的影片，但在宣传政策的同时，它还以新鲜的视觉内容极大地满足并刺激了观众的观影欲望，使观众在受教育的同时也获得了视听快感，从而使影片更接近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的本质要求。

　　在《内蒙人民的胜利》中，除了当时流行的工农兵形象外，观众还可以看到内蒙古草原特有的自然风光和兄弟民族的生活情景。蒙古族的喇嘛庙、敖包会，蒙古族摔跤、套马、烤全羊等富有民族特色的种种生活场面，都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特别是骑兵激烈战斗的场景，更是带给观众巨大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如此贴近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镜头，不仅在国内过去拍摄的影片里很少看到，即使在西方国家的同类影片中也是难以看到的。

　　与主流文化相比，少数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与生活方式等，似乎都具备了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很适合文学作品如小说来描述和表现，但是用电影这种最具视听表现特性的形式来表现，是否也会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呢？应该说，《内蒙人民的胜利》提供了实证。

　　《内蒙人民的胜利》不仅把民族地区特有的视觉元素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也有意识地将蒙古族的民族音乐等听觉元素通过银幕很好地传达出来。影片中使用的音乐，是导演干学伟在蒙古族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具有蒙古族特色，在烘托影片主题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内蒙人民的胜利》在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创作，为民族地区自然风光、少数民族风情的展示，以及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来烘托气氛，留下了可供艺术家进行个性发挥的余地和想象空间。诚然，《内蒙人民的胜利》也有不成熟之处，但是创作者主观上已经开始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个特殊的样式来对待了，这是十分可贵的。

　　新中国首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和关怀的影片，此后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创作自觉地进入了一种历史的规定性之中

　　《内蒙人民的胜利》原名《内蒙春光》。1950 年春天，影片开始在北京各大影院上映。由于影片主题鲜明，情节生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所以大受观众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发表文章进行评赞。同时，影片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

　　影片刻画了一位蒙古族王爷的形象，他不仅对奴隶非常残忍，踩着奴隶的背上马，还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和挑唆，准备派人刺杀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干部。后来，王爷府遭到国民党败兵的抢劫，王爷抱着金印准备逃跑时，被国民党败兵用冲锋枪打死了。

　　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还有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对涉及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关领导部门非常重视。中央有关领导看了以上情节后，认为影片中的王爷虽然是个足以判处“死罪”的人，但他最后却死在了国民党败兵的手里，如果这个情节让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看了，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误解，认为共产党是“借刀杀人”，从而引起他们的恐惧，给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民族问题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影片需要停映复审。

　　周恩来总理亲自带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电影界专家等120 多人重新看片，并连夜主持召开了座谈会。最后，总理宣布对这部影片进行修改。会后，干学伟等人对影片进行了重新剪辑，又与影片中饰演王爷的演员白大方一起，把影片送交周总理处再审。修改后的《内蒙春光》还被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看了影片后，提了两点意见并亲自将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随后影片又重新上映了。

　　《内蒙人民的胜利》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影响深远。它不仅说明党对电影宣传工具的作用十分重视，也说明党对电影的政策性监督和思想领导已被提到议程上来了。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1950年7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电影的审查、指导、监督机构。电影指导委员会这种机制在后来的电影管理体制中起到了重要的监管作用，也使新中国的电影创作自觉进入到一个历史的规定性之中。直到今天，中国电影的审查、评奖等机构的设置仍然参照了当时的组成方式。可以说，《内蒙人民的胜利》的启示性意义已完全超出了电影艺术领域。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