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大反攻之前，党的经济指导方针仍沿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大经济原则。在战略大反攻之后，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中指出：各盟旗自治政府可举办有利蒙民各种经济等建设事业的工作。号召各盟旗参考绥远省政府及绥蒙军区司令部的作法，即：施行发展蒙古人民的畜牧业，创办畜类防疫设备，保护并改善水草地，改良品种和饲养方法，提倡蒙古人民发展农业，调整蒙汉土地；扶助民间工业，发展商业。1946年4月17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蒙工作方针的意见》中提出：应首先发展蒙民经济，组织贸易公司，帮助牧民组织合作社，供给蒙古人民以廉价的日用品，并收集物资以打击奸商的敲诈剥削。并大量发放农贷改良农业和牧业，教他们纺织制油做豆腐手工业，以提高蒙人的生产力，使其得到好处，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是把汉人区、解放区的经验机械搬去，尤其不可以把曾在伪满作事的官吏当作敌伪残余去清算，那样将会遇到失败。并且进一步指出，必须以从蒙古民族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出发，按照具体情况办事，且不要按教条或经验主义办事。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地区的士地改革、经济发展较为重视，在一些报告、指示、总结中都有所规定。如：《云泽关于内蒙土地和自治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46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及几项政策的规定》(l946年9月13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1946年)、《在内蒙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高岗，1948年8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伊盟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伊盟工作讨论纪要》(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复伊东工委电》———对伊盟解放后发动群众的五点批示》(1949年6月7日)、《对过去蒙古工作的验讨及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1946年7月31日)，等等。这些规定，是根据内蒙各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制定的。

　　而在华东、华北、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针对这一地区回族的实际情况，也制定了土地改革及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如：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1946年5月18日)中规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使广大回民基本群众同等获得其应得的土地，并扶助其工商业发展”。

　　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1日)中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1947年9月7日)中规定：“在乡村有回民的地区与汉人同等分得土地”。在《中共中央关于清真寺土地问题复东北局电》(1949年2月24日)中指示：“在土地暂时不分配的情况下，仍应实行减租减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对西北回民及胡马匪军口号》(1949年7月)中提出“保护回民工农商牧业”的口号。在《回回工作简要手册》(1949年5月17日)中提出帮助各少数民族争取在经济上的解放与发展以及“保护回民工商业，扶助回民小商贩”、“废除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生活”的口号。

　　在琼崖地区，多居住着黎、苗、壮等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也相应提出“群众经济要求及土地改革由减租减息到清算分田”等指示。

　　藏族自古就是中国一大民族，新中国成立夕，“甘、青两省都有藏民问题，人数不少(青海即有六十万)问题亦多，如果把青海藏民工作搞好，对川、康、西藏有很大影响”，因此， 彭德怀在《关于青海现状及对藏民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实行贸易自由，帮助组织消费合作社，进行等价交换，取消土司的垄断”的主张。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经济的纲领政策作了总的概述，即：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经济等项事业。

参考资料：彭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