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参会代表合影。 曾黎梅供图

　　1923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代表克服各种困难，汇聚昆明，顺利召开了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之一，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自1915年成立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议决案涉及当时中国教育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尤其是1922年在山东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壬戌学制，对民国时期的学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历次会议的召开地点多集中在天津、北京、杭州、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所关注和考察的也多是发达地区的教育状况，第九届会议是唯一一次在边疆召开的会议。

　　长途跋涉终抵昆明

　　1922年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山东召开时，云南省教育司司长董泽“殷勤嘱咐”云南的参会代表，邀请各省代表到滇召开第九届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代表们的一致同意。1923年会议召开前夕，云南省教育会派遣何逖江、庆松权等到上海处理各省代表来滇事宜，并邀请著名学者、政治家谢彬随往云南“参观”会议。9月25日，部分来自各省的代表汇聚上海，于上海富滇银行召开会议，商议出发事宜。会议决定参会人员分两批赴港，谢彬等人于9月28日第一批出发，乘坐花旗公司邮船；黄炎培与山西代表等一行7人于9月30日第二批出发，乘坐提督公司邮船。

　　自9月28日从上海出发，会议代表们一路乘游轮经过厦门、汕头、香港、海南等地抵达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乘火车由海防赴昆明，10月13日晚7点抵达，历时16天。会议代表抵达后，云南各机关、各法团领袖前往车站迎接。至10月20日，参会代表抵达昆明的人数已经达到法定开会的人数。参会省区及代表分别为：贵州省教育会代表陈廷纲、田景奇，湖南省教育会代表唐啓虞，江西省教育会代表段育华，山西省教育会代表李贵德、李尚仁，河南省教育会代表文缉熙，甘肃省教育会代表张文蔚、王遵先，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袁希涛、黄炎培，吉林省教育会代表王希禹，广东省教育会代表金曾澄、王仁宇，山东省教育会代表范予遂，安徽省教育会代表史毓琨，浙江省教育会代表许宝根，湖北省教育会代表彭绍夔，直隶省教育会代表王凤岐，广西省教育会代表黄尚卿，云南省教育会代表由云龙、王用予、吴璸字，南洋华侨教育会因接到函件已经来不及派遣代表，委托黄炎培为代表。至此，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参会代表人数为23人，分别代表全国16个省份以及南洋华侨教育会。

　　集思广益为教育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在云南受到了热烈欢迎，先后被安排参观昆明市政公所、云南省教育司、云南省议会、富滇银行等主要行政部门，并重点考察了东陆大学、市立师范、省立师范、市立职业学校、法政学校、省立一中、女子师范及中学、成德中学、市立第五小学、高师筹备处、工业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教育部门，代表们分别在各参观学校作了讲演。此外与会代表还参观了方树梅等人主办的书画展览及图书馆、博物馆，游览了西山滇池、翠湖、大观楼、唐氏祠、罗梭坡、黑龙潭、龙泉等自然风光与人文荟萃之地。开会期间，教育会代表参加了云南省组织的多项活动，如云南省政府举行的纪念重九起义阅兵式、中学以上联合运动会、菊花会等。

　　第九届会议自10月22日召开至11月5日结束，其间共召开会议十余次，共审查教育议案47件，最终形成议决案30件，内容涉及试行道尔顿制、职业教育、改善师资、创办高等教育图书编译馆、扶助学生、筹集教育经费、推广童子军教育、推广科学教育、推行国语、推广女子师范教育和平民教育、在西北设立大学、加入万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有关退还庚子赔款问题等议案，等等。会上还成立了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以及新学制师范和职业科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在会上还提出教育事宜应注意民族主义，主张在教育中增加民族主义的相关内容，云南省最高行政长官唐继尧还就此向云南省教育厅下达了训令。

　　云南各界深抱期许

　　第九届全国教育会即将在昆明召开的消息确定后，云南社会各界对此次教育界的盛大会议十分期待。云南《金碧日刊》记者写道：“滇省地处西南边陲，加以崇山叠岭交通不便，以故与国内各省罕通往来，全国大会之举行亦多难集中于此。今第九届全国教育会集各省区英俊名流教育大家来滇开会，相与共谋全国内诸大教育问题，并以观摩砥砺吾滇之教育事业，斯举也，于各省区及吾滇教育界的获益不小。”自1923年1月起，《金碧日刊》就开始刊登一系列时评，认为云南省教育界应“速起整顿”，以推动云南教育的发展。为迎接这次会议，唐继尧特令省教育司编译处编纂《云南教育概况》一书，并亲自为之作序，介绍自清末至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召开前夕云南的义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藉资省览，而图改进”。教育界也希望借这一机会，参会代表能够“抒发宏论，使我们全国的教育都得到正当的发展，并望以余暇时间，参观滇省社会的状态、教育的设施，切实批评，使我们滇人得改良的机会”，“俾吾滇教育得以完全发展，与全国一致进行”。

　　此外，云南各界也希望国人能够更多地认识、了解云南。近代以来，虽然现代交通得到快速发展，但从内地进入云南仍然需要耗时半个月以上，且旅途艰难，多行于深山穷谷，瘴气、饮食、卫生、疾病等问题仍然存在。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云南历史上罕有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云南社会各界做了很多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云南省教育会特编写出《游滇指南》，涵括云南历史沿革、地理、机关、法规、教育、交通、公共事业、工商业、食宿娱乐、名胜古迹等内容，并附以图片在《金碧日刊》上进行连载。云南著名学者方树梅、赵藩等人筹办了云南书画展览会，将收集到的1000余件滇人书画珍品，详加说明，在云南省教育总会大厅展出，展现云南700多年以来的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展览。而云南方面极力邀请曾游历全国、以撰写游记和学术著作闻名的学者、政治家谢彬到云南观摩会议，应也是出于宣传云南的考虑。

　　云南省最高行政长官唐继尧为此次会议作出系列安排并参会。在筹备会议期间，他多次邀请杜威和胡适参会，为保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召开予以经费支持，为迎接会议在云南召开为之作序。唐继尧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会议期间，他多次亲自招待代表就餐，向代表们赠送金质纪念章，并约谈国内知名教育家黄炎培等人。此外，他在会议期间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演讲，欢送参会代表，捐赠黄炎培等人筹办教育经费等。上述云南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种种表现，无不表明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云南的受欢迎和受重视程度。

　　联络边疆意义重大

　　本次会议的召开是全国教育界人士在全国军阀割据混战、政令不一的情况下的一次联合行动。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通过实际行动，表达中国教育界对于结束国家军阀割据、实现全国统一的愿望和诉求。会议结束后形成的相关决议案分发至各省教育会，虽很多无法得到彻底落实，但此次全国教育会所讨论议案对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促进了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云南召开，对云南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实现了内地与边疆教育思想的交流与互动。通过这次会议，一方面使与会代表们增加了对西南边疆地区教育的现实状况和差异性的了解，弥补了各地教育会对边疆教育认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为云南教育界带来了较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实现了边疆教育界与内地教育界的有效交流，推动了云南教育的发展。

　　其次，实现边疆与内地的联合。各地教育会代表能够在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军兴道梗的情况下，排除万难，来到西南边陲省份云南召开会议，不仅实现了南与北的联合，更实现了中心地区和边疆地区的联合，因此更突显了此次会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再次，此次会议是云南教育发展的一大转折点。为了迎接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昆明召开，云南省政府对全省教育情形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并特别编纂《云南教育概况》。在此期间唐继尧、董泽等人多次邀请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望的教育家杜威和胡适来昆明参加会议，这表明了云南省政府发展云南教育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加快了云南第一所大学——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的创办脚步。在筹划多年之后，东陆大学终于在1923年当年开始招生，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家进行了考察和指导。

　　最后，打破了国人对云南认识的局限。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20余名代表来到昆明，考察了云南的教育、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及自然景观等，对国人认识和了解云南具有重要意义。而1924年出版的谢彬所著《云南游记》一书，则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云南。该书畅销全国，至1938年已经翻印至第八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其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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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之一，1915年4月在天津成立。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观察国内教育状况，依据世界教育发展趋势讨论全国教育发展事宜为宗旨，邀请教育家及富有经验者讨论教育利弊得失，共商教育大事，并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建议。

　　从1915年至192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共举行了11届大会，研讨的问题几乎囊括整个教育领域，历届大会共通过议决案249件，明确向教育部建言的有94件，多数被教育部重视和采纳，一部分得以以教育法规的形式颁布推行。其议决案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观念更新及教育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壬戌学制的颁布，是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高潮。

　　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学校系统案》被教育部略加修改后报送政府，1922年11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其中规定的学制系统即壬戌学制。该学制采取“六三三制”，缩短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中学修业年限；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