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都市人类学年会暨民族地区城镇化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农业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广东、宁夏、贵州、西藏和云南的30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城市文化遗产与社会治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城镇化、传统村落与民族建筑”“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变迁”“城镇化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五个专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城市文化遗产与社会治理

　　对韩国、加拿大、泰国的比较调查，启示我们要注重保留中华文明，在保护中不断更新内涵，让中华文明不断地延伸下去,以此来造就新型城镇化。

　　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模式，不断改进社会发展模式，增强公民社会参与度，以此来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

　　在乡村社会转型中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和社会治理共建的关系，特别需要体现本民族文化底蕴及建筑民俗文化核心基因。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继焦首先就“城市转型中的老字号、老商街：首尔与北京的比较”发言，指出应让城市中的老字号、老商街在城市中发展，在保护中发展，让城镇化快速发展，以此来造就新型城镇化，书写城市化与历史文化遗产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李鹏飞从历史、经济、生态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的洛阳与加拿大的渥太华，通过多元的国际化比较视野，分析了洛阳与渥太华的差距，提出我国可以以渥太华发展为鉴，让中华文明延伸下去。云南农业大学讲师路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泰国的西部省份素潘武里府农亚赛地区有三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即“职业技能型组织”“精细管理型组织”“社会福利型组织”），认为泰国小城镇的民间治理现状特征可用“草根力量、民间善治”来形容。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Mark Szto作了题为《中国城市拾荒者研究的汉语文献综述》的发言，利用一些文献介绍了拾荒者在城市里的现状。

　　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要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发展，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及外力的推动，这种城镇化表现为一种流动性的聚集。

　　城市中心性理论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着力培育现代产业发展来带动城市中心发展。

　　广西钦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亓光勇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城乡一体化的质量：一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二是优化社会机构，缩小城乡差距；三是以县域现代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轴心；四是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城市群体系，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加速器，比如广西的“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四城联动战略等。中山大学副教授杨小柳从流动城市视角探讨了城乡一体化。她从城市中心性构建的角度，以昌都市为个案，对西藏现代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无论是城市中心产业的构建、中心服务的完善，还是城市基本生产生活需求的满足，昌都城市中心的构建都与昌都以外区域和城市，尤其是与四川成都的联系紧密。云南农业大学留学生Rebekka Sutter通过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开展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从技能不匹配视角探讨了云南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动因及其面临的挑战，认为陡坡耕作者的社会和技术技能是分析和改进泸水县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关键。云南农业大学研究员杜发春作了题为《从云南省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态势看城镇化》的发言，用大量数据阐述了目前云南省城镇化的现状及其特征，提出城镇化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推进，构建融现代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一体的城镇化产业体系，有效利用区域空间，这样才能杜绝城镇“空心化”、“有城无业”现象。

　　与会者认为，当我们研究城镇化问题时，不仅应考虑到人口向城市的移动，还应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关系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他将城乡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应当成为我国都市人类学的一个宝贵传统。

　　城镇化、传统村落与民族建筑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还要加强对传统文化、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保护。

　　从定义角度、技术角度提出保护传统村落建筑的重要性，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交融程度有重要作用。

　　逆城市化也是目前城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这对于平衡城乡发展起着较大的作用。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曲凯音作了题为《我国传统村落历史生成的文化建构》的演讲，她认为，我国传统村落积聚了厚重的中华文明，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也充分呈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内涵；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应以传统村落为出发点，加强文化自信，提高文化的交融程度。云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靖以云南省澜沧县景迈布朗族为例，探讨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典型村庄保护建设关键技术。他说，目前急需体现本民族文化底蕴及建筑民俗文化核心内容，把较少人口民族文化特色保护发展理念贯穿于民居村落保护规划建设关键技术研发，探索将特色民居村庄规划建设技术与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建设的融合发展。云南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周兵通过对云南省禄劝县马鹿塘乡特困农户的调查，作了题为《新农村建设中特困户住房状况及其危房改造的技术经济分析》的发言。他说，当前在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用足用好国家“培育特色小镇”的实质性资源倾斜，包括尽量保持当地房屋原有结构、选取适地优质建材、科学选址、尽量降低房屋的改造成本等，将危改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旅游村寨，发展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云南农业大学讲师张慧以大理古城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小城镇逆城市化及移民问题。她认为，对于西部民族地区逆城市化的对策，需要考虑适度的移民推进、完善的配套设施、文化的吸收与传承。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程静认为，要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定位女性农业人口市民化的社会地位变迁，规避女性农业化人口在转移中边缘化和底层化的危机，满足市民化的制度设计。

　　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变迁

　　在当前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发掘和创新传统文化，以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要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保护民俗的多样性。

　　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变迁是都市人类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小敏在题为《经济社会转型中苗族的文化自觉》的发言中探讨了《凯里共识》及其意义。她说，在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凯里共识》显示了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创新方面有着自觉的实践和崭新的价值取向，以开放、创新的姿态主动融入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丽慧和尹霖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下陈村为例，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科学传播与文化。她们提出，作为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城镇化进程较快，城镇化带来人口职业变动，促使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都以女性及老年人为主。从长远来看，快速城镇化及其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科学观念的更新。大理大学讲师李陶红以云南白盐井为例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的移民正当性。她说，白盐井因资源优势而带动移民效应所带来的城镇化的确是云贵地区城镇化的一个特例，但是伴随时间的推移，地狭人稠的白盐井对移民容量逐渐达到峰值的时候，移民的外扩也随之形成，移民文化也伴随移民群体形成由点到面的“摊大饼”形态。云南农业大学讲师周红通过对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云桥社区的调查，探讨这个由于水库移民形成的移民社区，随着场域的转移和环境的改变，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逐渐发生的变化。她认为，积极的变化在于新的发展和新的科技知识等，消极的影响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遗失。云南农业大学讲师董海珍基于对一个白族村的调查，分别从生计方式的变迁、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民族习俗方面研究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她提出政府应该在制定一些相关战略部署的时候，考虑少数民族在整个城镇化体系中的生存和空间，多听取他们的声音。

　　城镇化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移民者的文化内涵。

　　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个体差异和主观发展意愿的千差万别，必然要求实施精准帮扶要有针对性。扶贫不仅仅要从经济方面进行扶贫，更重要的是从文化、能力角度进行全方位扶贫，增强综合能力。

　　把精准扶贫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宁夏大学副教授刘学武以宁夏劳务式生态移民实践为例，从生态移民安置区非精准、依托产业企业非精准、移民技能培训非精准、社会人文条件非精准四个层面探讨了扶贫攻坚中的非精准态及改进办法。刘学武还分享了他在劳务移民边缘化风险防范方面开展的研究。关于生态移民，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晓航通过对云南德钦县达日生态移民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当地藏族女性的反贫困问题，她对少数民族女性反贫困的战略选择提出两方面建议：一是推动、完善体现性别平等的政策法规体系，从源头上为促进少数民族女性扶贫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增强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能力，构建少数民族女性扶贫的主体地位。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高松基于对云南省德钦县霞若乡的调查，探讨了云南藏族聚居区的精准扶贫。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孙秀清和王宇惠在会上分享了她们在山东烟台和甘肃文县开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耕地撂荒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17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