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宋庆龄陵园内的马相伯墓。 资料图片

1937年8月，抗日“七君子”与马相伯（右三）、杜重远在南京。 资料图片

　　马相伯出生于天主教世家，是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宗教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救国本吾人天责，余老矣，然对国民一分子之天责未尝或忘。”当时马先生虽已年过90，但爱国精神不让后人，并曾慷慨激昂地发出“真宗教家必爱国”的呼声，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诠释博爱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号召国人为捍卫人类的正义与人道，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

　　劝募中华义勇捐，捐助东北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为收复东北失地，东北义勇军在马占山、李杜等将领的领导下，转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马相伯对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深表敬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十九路军在上海御日是为国家尊严而战，那么，东北义勇军则是为捍卫世界和平而战。所以，他呼吁全国同胞，“要团结一致，援助义勇军,收复东北失地，免除全世界大战!”

　　马相伯倡议发起了“天天不忘救国，人人援助东北”的日捐运动。日捐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义务捐，每人一日捐一个铜元；第二种是国难特别捐，以补义务捐之不足，如拒毒捐、反奢侈捐等。马相伯指出，国民义务捐，方法简便易行，“虽乞丐亦能捐”，它比其它无定数无定期的捐款略胜一筹。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唤醒同胞，日日警惕，一铜元，一分子”，个个负责，天天不忘救国。国难特别捐，其意义不仅使国民负起救国的责任，支援抗日行动,而且就此可以让国民戒掉恶习，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改良社会风气。

　　为使倡议能够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马相伯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短短3个月时间内，以90多岁高龄之躯先后作了12次广播演说，以唤起全国人民“自救”。对马相伯此举，上海的《申报》、《大美晚报》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1932年12月27日《申报》就作了题为《援助东北义勇军，马相伯播音演讲》的报道。报道称：“九三老人马相伯热心爱国，老而愈烈，自去岁‘九一八’以来，大声疾呼，唤起同胞爱国思想，凡聆其言论者，莫不震动感奋。”

　　发起组织“不忍人会”，支持长城抗战

　　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吞并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又向热河、山海关发起进攻。马相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一边发表《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奉告国人必须纠正当下存在的武人富贵自保、文人苟且偷生、国人过于悲观或乐观之心理弱点，号召全国同胞“各尽天职，踊跃输将，竭心力，贡财力，拥护卫国英雄以抵抗到底”，一边效法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精神，于1932年11月11日，发起成立“不忍人会”。“不忍人会”发起以后，得到全国各方人士的热烈响应，捐款捐衣者络绎不绝，甚至还有亲赴前线者。雷鸣远司铎即是其中一个典范。比利时人雷鸣远是马相伯多年的老教友，儿时便酷爱中国，1927年呈准加入中国籍。自马相伯创立“不忍人会”后，雷鸣远积极响应，组织了河北保定安国县“不忍人分会”。1933年春，长城战起，雷鸣远组织前方救护队，亲率200余义士，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喜峰口最前线，救护前线受伤官兵。其后，绥远战起，他又率敢死队在傅作义将军的玫瑰营效力了3个月。

　　“不忍人会”因此不仅获得了一些社会名流诸如徐谦、章太炎、沈恩孚等人的广泛赞许及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以及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的热情赞扬。

　　慰勉冯玉祥投身抗日运动

　　据史料记载，马相伯与冯玉祥因为国难相识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上海，其后，抗日救国的共同使命把他们两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3年，隐居泰山的冯玉祥挺身而出投身抗日运动，其中就有马相伯的鼓励与督促之功。1932年“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马相伯以行草书写陶行知发表在《申报》上的两首讽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打油诗，并装裱成立轴一幅赠送冯玉祥。马相伯在题跋中即对冯玉祥“责以大义，勉以抗日”。

　　1933年3月初，马相伯为“热河沦陷，平津告急”发表对时局的谈话，再次督促冯玉祥，警惕日寇进犯察哈尔。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终于在社会各界翘首以盼中正式举起抗日大旗，在张家口向全国发表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马相伯接此消息，备感欣慰，立即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冯玉祥，对其慰勉有加。两天之后，马相伯又与章太炎致电勉励冯玉祥，表示愿以老迈之躯与全国人民一道作其坚强后盾。在国民党政府对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与污蔑的情况下,马相伯、章太炎的贺电确实给处在精神困顿中的冯玉祥以极大的激励与慰藉。冯玉祥素所尊重的国民党中委李烈钧在贺电中即说:“公应袍泽之望，本坚决抗日之心，起而图存。九四老人，国学泰斗，既代国人勗贺矣。”由此反映了马相伯贺电及鼓励的重要作用。当收复失地的战斗打响后，马相伯不仅时刻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与章太炎联名致祝捷电于前敌总司令方振武与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以鼓舞士气，而且对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阻挠、破坏抗日同盟军的行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与揭露。

　　1939年11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马相伯与世长辞。中共中央致电，尊称马相伯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马相伯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及事迹，体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在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宗教运动的一个光辉典范。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