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包头市境内，有秦长城遗址约85公里。其中，色尔腾山中约3公里的城墙内侧壁上凿刻有岩画，现已发现107幅。岩画题材有山羊、骆驼、舞者、骑者、兔、蛇等，构图简练，形象生动鲜明。其中一些岩画是秦汉时期往来于长城脚下的匈奴人的作品。

　　在内蒙古包头市境内，有秦长城遗址约85公里。其中，色尔腾山中约3公里的城墙内侧壁上凿刻有岩画，现已发现107幅。岩画题材有山羊、骆驼、舞者、骑者、兔、蛇等，构图简练，形象生动鲜明。其中一些岩画是秦汉时期往来于长城脚下的匈奴人的作品。

　　西部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西周到唐代的两千年间，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在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腹地的过程中，逐步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西部开发更多是在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陲的安排下实施的。尽管在不同的国家视角下，西部有着不同的意味与解读，有着不同的命运和前途，但西部开发一直是一项综合性的整体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含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这些建设和举措的优秀成果，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对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具有深远意义。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兵沟旅游区，矗立着一尊白玉雕像，主人公的国字脸上留着整齐的络腮胡，如炬的目光威严地凝望着眼前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雕像下方刻有“马踏匈奴”和“长城垛口”图案，雕像身后则是秦朝北击匈奴时修筑的军事要塞浑怀障遗址，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这是谁的雕像？联想到北击匈奴、主持修筑万里长城的功绩，有人会脱口而出：“是蒙恬。”没错，就是蒙恬。然而，今天的宁夏人纪念蒙恬，不仅是因为这位将军曾在这里立下赫赫战功，更因为他是古代中央王朝派出开发宁夏乃至整个河套地区第一人，河套开发的历史大幕正是从那时起徐徐拉开的。

　　设郡县、修长城、筑直道，构建边疆攻防体系

　　战国末年，烽烟四起。在中原诸国混战之时，活跃在北方的匈奴贵族也跨过黄河，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公元前221年，秦横扫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此时，步步南下的匈奴则对秦朝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维护秦朝北部的安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将蒙恬奉命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

　　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终，蒙恬率领军队击败匈奴大军，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次年，蒙恬率军越过黄河，迫使匈奴继续北撤，夺取了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阳山（古指阴西最西一段，今指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等地。

　　黄河哺育的河套平原土地肥沃，这里既是农耕区防范匈奴来袭的天堑，也是二者发生冲突的前沿。怎样才能让昔日的冲突之地变成稳固富足的屏障？秦王朝提出了“因河为塞”、“筑长城”，构建攻防体系的思路。具体来说，一是在黄河两岸的要塞置县，加强管理；二是修筑长城，藉着天险，保护农耕区域的生产生活免受匈奴骑兵侵扰。想法是有了，谁能当此大任呢？担子还是落在了蒙恬的肩头。

　　结束对匈奴的战争后，蒙恬率军常驻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指挥军民在黄河两岸筑亭障，修城堡，将战国时期修筑的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加以修固，建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蒙恬还奉命修筑从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以加强秦朝中央与北疆边陲的联系，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

　　发戍卒，进爵位，移民实边建设“新秦中”

　　在农耕经济发展迟缓的边疆地区驻军，如何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是秦朝必须处理好的大事。

　　当时，河套地区粮食生产无法自给，军队给养主要来自内地。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大臣主父偃在谈到秦朝河套地区的情况时说，蒙恬带兵北征所需粮食主要依靠内地转运，由于沿途消耗损失，“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为六石四斗）。生产、转运粮食给百姓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和痛苦，以致“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

　　为了实现边疆的稳定与发展，秦朝在北边置县的时候就已经使用“谪戍”、“拜爵”等方法，开始了移民实边、发展生产的实践。比如，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时曾从内地迁徙3万家到丽邑（今陕西临潼新丰镇）、5万家到云阳开垦土地，免除这些家庭10年的徭役和赋税。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又向北河（今乌加河及内蒙古境内东流段黄河）、榆中（今河套东北岸）迁3万家，拜爵一级。按照秦制，拜爵一级，即可得地一顷、宅九亩。

　　移民带来的不仅是农耕技术，还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文化。比如，秦时“北假”之名的由来，根据曹魏人苏林对《史记·匈奴列传》的注释，“北假”得名是因为“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以贫人”，也就是田官将土地租借给无田的贫民，这说明在秦朝，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在河套地区出现。河套以南地区在秦时被称为“新秦”或“新秦中”。按照东汉人应劭在《汉书·食货志》中的注释，“新秦”就是“新富贵者”的意思，这说明自秦统一后，当地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

　　在河套地区出土的属于秦代的文物和墓葬，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遗址出土了许多秦代文物，有秦半两钱、陶罐等。在通辽市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中，发掘出刻有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衡诏文的陶量（量器）。在敖汉旗四家子秦代遗址中，出土了铁锄、铁铲等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要求水利灌溉协同发展。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秦以后，人们利用黄河水利之便，修建了河东的秦渠、汉渠和河西的汉延渠、唐徕渠等多条引黄干渠，导引河水灌溉农田，使这里的农业发展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秦统一后，河套地区的畜牧业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河套地区“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当时，还出现了“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的富裕人家。

　　河套地区的发展使来自中原和北方草原的人力物力向这里聚集，为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长期的交往和劳动中，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与中原各族人民共同居住和生产，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末楚汉战争时期，楚汉双方都有楼烦的骑兵，而在汉军中的楼烦骑兵曾为刘邦战胜项羽立过汗马功劳。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往来长城脚下，与内地商人开展贸易，用牛羊、皮毛制品换取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促进了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友好互补。此外，北方草原的养马技术也传入中原，促进了中原畜牧业的发展。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位于河套以南的雍州在秦以后也出现了“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富足景象。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