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模式研究的基础之上，本尼迪克特继续仔细而深入的文化与人格研究。《菊与刀》是二战期间，她作为被政府调用的人类学家，受雇于美国军事情报军，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于战争，她不能直接到日本做田野调查，就只有靠访问日裔美国人，观看日本影片、书籍的历史等文化作品的方式以分析日本人。本尼迪克特在书中重点探讨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维持关系的主要要素和日本人人格形成的童年经验。

　　她认为日本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基础，是等级制度。这种观念形成于家庭内部，辈分、性别和年龄都可以成为特权，而后又逐渐扩大到社会中的经济、政治领域，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不逾越自己的“适当位置”。日本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基于人身或统治服从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自由意志结合而成；而规范人行为的，是报恩意识或“恩”的道德伦理。报恩义务分为义务和义理，前者是永久的报恩，如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日本人在忠孝观念上与中国人的不同：强调“忠”，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并不以“仁”为“忠”和“孝”的前提，忠甚于孝。后者是外部强制下的报恩（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

　　此外，她还分析了日本儿童早期经验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她认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男性儿童的教育存在二重性，即幼儿时受到如小神仙般的待遇，可以任意发泄自己的寻衅[性]性，但到六七岁以后，慎重与知耻感逐渐加至他们身上，就学会逐步绝对服从。这种教育方法在他们人生观中产生了双重性格，造成人格的紧张。这就是日本人性格矛盾的根源，就如同书名菊花与刀一样，日本人可以爱好欣赏菊花，同时也可以手持刀枪进行残酷虐杀或自戕。

　　她的研究结论影响了后来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也与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一致，许多人叹为观止，日本人类学家祖文江孝男曾称赞本尼迪克特：“尽管本尼迪克特一次也没有来过日本，然而，她却巧妙的抓住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察觉到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许多特点。”不过她对于日本人心理状态的描述也引起日本学界的不满，认为她只是收集了许多封建参与，实质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的模式。

资料来源：

　　[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资料：

　　[1][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版）．吕万河，熊达云 ，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