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曾是西部地区贫困的典型，1988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3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推动毕节试验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毕节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广泛参与、倾力相助，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要着眼长远、提前谋划，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统一战线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挥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

　　毕节试验区是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帮扶、支持的地区，是“同心工程”的策源地。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2018年7月召开的统一战线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座谈会上强调，统一战线成员对毕节试验区倾注了深厚感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帮扶工作，为试验区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丰富了多党合作的实践形式，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因此，毕节要把先进的实践经验总结好，把前瞻性的理论提炼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表述清楚。处在这块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沃土之上，新时代如何建设试验区，毕节在民族文化方面大有可为。

　　一、深藏千年的历史文化遗存，要把准历史脉络，连接文化传承的主线

　　毕节的黔西观音洞文化与北京山顶洞文化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被考古学界称为“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是我国南方和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性文化，其研究价值，得到贾兰坡、 裴文等考古学家的高度肯定。威宁中水文化与西安半坡文化也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半坡出土的陶刻符号没有人能够全部识读，但可以用彝文识读一半，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出土的刻划符号，同样可以用彝文来进行识读，其间的文化联系，往往被专家们解释为彝文与汉文是同源而异流，诸如此类通过研究可进行解读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如赫章县可乐考古中神秘的“套头葬”与战国至秦汉时期夜郎国兴亡之间的谜团，仍然待解；地方志《大定府志》中关于彝族古代丧礼习俗中用铜鼓陪葬毕摩的记载，与彝族史诗《铜鼓王》的铜鼓陪葬酋长的记载，都与可乐考古中的铜鼓套头葬式、铜釜套头葬式，有着相同的形式和内涵，目前这些珍贵的史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没有百年皇帝，却有千年土司”的神秘传承，使千年水西土司1474年的家族世袭统治，成为世界政权史上的一个奇迹。任何一部彝族历史的叙写，都绕不开阿哲故地的政权历史，它甚至成为西南绵延历史的主脉。而近代到现代的石门坎苗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之后形成的巨大变迁，则是每一个研究苗族历史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关节点。这些都奠定了毕节历史文化的重要地位，这一历史主线上积淀的文化，是西南历史中最长的一根“金链子”，也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苗族与彝族的历史关节，但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全面的深挖、细究与传承。例如相关的博物馆数量很少，已建博物馆中的藏品也不多，进一步的发现与探索还只是在点的层面上，零散的描述无法构成主线或者连接线。特别是通过口头传承的口述文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许多亟待抢救的口述历史资料正在消亡，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富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宝藏，要深耕民族文化沃野，开掘文化产业的富矿

　　毕节是国家第一个民族文化产业宏观战略“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核心区域之一。这里拥有目前发现篇幅最长的彝文历史文献巨著《西南彝志》，以及《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等纸质历史文献、《摩史苏》等木刻文献、《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李雨铺四棱碑》等石刻文献，还有十分珍贵的《万古擂钵》《成化钟铭》等青铜、合金文献，其中许多都是国宝级文化遗产；研究彝族历史绕不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丰厚历史积淀，这一点费孝通、马学良等学者前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论断，他们分别指出，彝族研究不清楚，西南的历史就写不清楚，丰富的彝文文献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因此还有许多重大的课题要做；研究苗族历史同样离不开石门坎与近代苗族文化的变迁，任何一部苗族历史离开了对石门坎的叙述，都是不完整的。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贵州区域规划、毕节核心区规划，基本上沿袭了“一带四城，两翼拓展”的区域格局，其中可以有许多分领域的产业和具体的项目作为支撑，重在坚持不懈和长久持续。水西古城、慕俄格古城、夜郎古城、乌撒古城连接成为一个文化产业走廊，规划和建设的步伐不能停止。规划带动的是发展方向，也是政策和资金等支持的重点。慕俄格古城已经得到原文化部的产业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水西古城也上了原文化部的文化品牌榜，这些都是政策紧随规划、资金紧跟政策的例子。

　　古城的建设有利于吸引项目投资，形成规模效应。文化产业走廊需要有各种要素的集聚，包括劳动力要素、生产资料要素、技术要素、资本要素，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包括利用大数据对小镇的建设等，都需要城镇作为实体依托。没有这些古城作为坚实的载体，分散、零乱的发展是无法成大气候的。而文化，特别是对地方特色民族文化的开掘，是引领古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果没有传统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就既不能吸引政策的支持，也不能吸引资本的投入，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也很弱。若要素聚集达不到应有的规模，发展自然受限。

　　古城下一级的特色村寨建设，重点在打造文化外像，同时也要丰富文化的内在蕴意，以消费者的需求体验为要点，从视、听、味、动、感等方面，大力开发体验经济，在异质新奇的体验中完成消费的过程。

　　三、坐拥鲜亮的红色文化高地，要坚守红色传统，擦亮文化品牌使其增添光芒

　　中共贵州省第一个党支部在毕节成立，首建的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贵州以及同样具有地方党史的地区创建红色革命道路，开创中共新组织在地方建立领导机构的重要历史。红军长征在毕节留下了丰富的长征文化财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而正式的权力交接则是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境上的“鸡鸣三省”会议上完成的；红二、六军团在今毕节城区留下的滇川黔边革命委员会旧址，红二、六军团政治部旧址，草原艺术社旧址，以及此后成立的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被称为“四大旧址”，是毕节红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旧址不是现在仿古、复古，为了吸引旅客的新造建筑，它们的革命传统教育价值与红色文化熏染力量，都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自毕节试验区发起创建，在这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土地上，便涌现出了文朝荣、李淑彬、杨明生等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一代代楷模，他们引领生态建设迈向新征程，红色文化的基因在一代代共产党人、先进模范人物的身上得以流传。

　　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的创办，是一项创新，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红色文化在毕节可谓根深干正，但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却还没有达到花繁果硕。整个毕节试验区对红色文化根脉的传承与研究，还停留在现代史的层面，对点的叙事与表达未成体系。要通过通讯、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电影、电视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等多种形式对红色文化加以挖掘和表现。要发扬光大文朝荣精神，把毕节的红色文化保护好、研究好、表现好、开发好、利用好，体现出独特的政党特色、地域特色、长征特色和奋斗特色。随大流的叙事与浅表化的研究要改变，成功的作品必需有毕节的特征和历史的深度，有红色的基因和地方的风味，有信仰的高度和哲学的教益。希望通过对毕节这片红色热土的深入研究，诞生更多类似《红岩》的史诗性巨著。

　　四、蕴涵丰富的地方文化富矿，要耕耘乡村厚土，振兴当代乡土文化

　　毕节是贵州戏剧的原乡：彝族古戏《撮泰吉》被戏剧大师曹禺认为是“戏剧的源头”，被日本学者中原律子等标举为“人之初，戏之始，舞之源”。黔西的文琴戏，是黔剧的原型。黔剧是代表贵州地方戏剧形式的剧种，以黔剧形式排演的戏剧《奢香夫人》，是贵州第一部黔剧，20世纪50年代就代表贵州赴京演出，得到高度肯定，还被拍摄成电影在全国公映，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成为当时贵州电影的代表作品。这两个事例，都体现了毕节本土文化戏剧对中国戏剧的重要贡献。

　　在脱贫奔小康之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作为“乡愁”重要内涵的本土文化，是构建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构筑"诗和远方"的全域旅游的重大文化支撑。毕节的家族文学现象十分独特，“高标传诗远，逸响二百年”的彝族余氏诗人中有被誉为“清代杜甫”的重要诗人，有被誉为“芝兰纵枯槁，馨香终不磨”的路氏文学家族、“黔中第一世家”潘氏文学家族、“祖孙五进士叔侄三翰林”的张氏文学家族等，他们的作品是乡土文化的代表，值得深入研究和传承发扬。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典型毕节特色的文化传承，如驿道文化、九层衙与官府建筑文化等等，都应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挖掘和展现，使其呈现出毕节独有的乡土文化底色。

　　毕节试验区文化根脉源远流长，涵养深厚，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有广阔的前景。

　　（作者系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