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首次国民代表大会。西藏地方政府也按规定推选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并冲破英美帝国主义的阻挠，派代表团出席了本次大会。

　　积极准备，秘密启程

　　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向国防会议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声明，表示政府愿意真诚地帮助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同胞发展，“以促进西藏政治进步并改善西藏人的生活状况……”

　　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向噶厦提交了上述声明，该声明对西藏地方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1945年8月23日，沈宗濂奉蒋介石命令致函噶厦，要求按规定派代表出席会议。函称：“……国民代表大会，原定于民国二十六年即戊寅年，在南京举行。因中日战事发生，未能如期开会。现在日寇已经投降，中国国土全部收复，中央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即藏历十月初七在首都开会。国民大会西藏原已派定代表十人，现查前派代表散居各地，且间有死亡，名额已不足数，故本年在首都召开大会，深望西藏选派地位、声望崇高，能以传达摄政及噶厦意旨之人，补充足额，前往参加……”

　　国民政府原定于1937年召开国民大会，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如期召开，西藏的噶厦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双方都曾按规定推选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后于1940年也曾决定在重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噶厦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亦选派了代表，后来同样因抗日战争而未如期举行。时隔十年，且不说其间因故去的代表的空额需要补充，就是健在的代表，也有的因职务的变化而不能继续担任代表，故需重选。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反对英印政府侵占达旺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斗争仍未停息，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印政府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冲突，由于对印度布匹贸易的限制导致了西藏布匹的禁运，英国政府对西藏领土的侵占及经济的侵略，使西藏大多数人认清了英国的本来面目。加之二战期间中国国际威望有所提高和二战后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运动也出现高潮，特别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奴役争取独立的运动此起彼伏，西藏上层的一些人士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能否保持产生怀疑，所以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推选代表出席大会。

　　而当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霍普金森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请示英国政府，提出应变措施。为此，霍普金森一方面向噶厦提出派代表赴新德里参加祝贺同盟国胜利的活动，并从新德里启程再赴英、美等国进行慰问。另一方面以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干涉西藏内政，称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违背条约有关规定。噶厦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和慰问同盟国之事多次讨论后，决定派遣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前往印度和内地，前往印度是对英、美等国表示慰问，前往内地是以“慰问”为名，参加国民大会，同时就向内地派团一事对英国人保密。

　　噶厦召开民众大会，反复讨论两代表团人选问题，后呈报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批准，同意了10人代表名单。因国民大会推迟召开，所以噶厦令西藏驻京办事处于12月29日将西藏代表名单上报。处长土丹参烈给国民大会蒙藏代表选举事务所呈具公函称：“案查本处前为国民大会西藏代表一事，须臾奉噶厦指定后再行传达。曾于十一月十七日以京乙字第87号函请查照在案。兹经电奉噶厦复电，派定古嘉札萨等十人为国民大会西藏代表，相应抄附名单，送请查照办理为荷。”

　　这次西藏派出的代表团由札萨喇嘛绒伯伦·土登桑培和札萨凯墨·索朗旺堆为正副团长。为了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噶厦做了精心准备，一是准备到南京的礼物，一是准备在国民大会上要提出的问题。国民政府在通知噶厦派代表参加会议时，曾指示参加会议的代表可以提出各种要求，政府将尽力予以解决。同时，蒋介石关于西藏问题的声明无疑也对噶厦产生了影响。于是，他们准备了一份盖有噶厦、三大寺四个印章的“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会议”报告书，到时呈交国民政府，力争批准。为了不使该报告书落入英国人之手，噶厦谨慎地责成昌都总管派专人经由陆路直接把报告送到南京交给代表团。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代表团决定于1946年初启程。离开拉萨前夕，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指示“代表团”成员，“对外只能说是去慰问英、美同盟国的胜利，对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和全藏会议报告书等事项一定要严守机密。每个团员一定要服从团长的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噶厦虽严格保密，不想让英国人了解底细，但英国人对他们的“机密”早已打探得一清二楚。

　　冲破阻挠，到达南京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取道印度前往南京的西藏代表团在印度受阻，同意沈宗濂提出的由他本人陪同西藏代表到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46年1月2日，沈宗濂赴印度。1946年1月14日，土登桑培带领部分成员赴印度，25日，凯墨·索朗旺堆率其他代表，携带礼品赴印。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一行到达锡金首府后，其行政长官霍普金森亲自出马招待西藏代表团，并全程陪同经加尔各答到达新德里，印度政府在东站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代表团在新德里逗留的两个星期内，霍普金森一直陪同代表团，监视他们的行踪。1946年3月2日，英驻印度总督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向印度总督转交了达赖和达札摄政的信件和礼品，印度总督设宴招待了他们并合影留念。随后，代表团又拜访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并呈交了达赖和达札摄政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贺信及赠送的相片和礼品。美国大使设宴招待，并邀请代表团成员一道看电影。此时，沈宗濂也在新德里，不时前去看望代表团成员，代表团成员还同中国驻印度大使一道就餐。代表团在新德里停留了3个星期，此间，霍普金森等人对代表团前去中国内地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明显不满，想尽办法拖延、阻止他们启程。首先，霍普金森竭力建议代表团由海路前往中国内地。这种格外的关心引起了代表团的不满和怀疑。其次，霍普金森利用代表团成员因气候不适生痱子为由大做文章。在印度的“火炉城”瓦纳勒斯，由于此地气候十分酷热、潮湿，加之毒蚊成灾，代表团的几位成员生了满身的痱子。印度政府官员热耶巴都·索朗多丹假惺惺地请来医生为生病的代表团成员进行诊治。这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说他们是染上了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必须返回加尔各答治疗，并威胁说，如拖延时间，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样，代表团只好兵分两路，生病的几位代表返回加尔各答，其余人员前往孟买参观。在加尔各答，霍普金森让患病的代表进行检查，然后与医生串通一气，耸言他们患上了在炎热的气候里很难治疗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并警告说，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加尔各答而不去甘托克进行治疗，警察会把他们抓起来。代表团的成员产生怀疑并向当地中国人询问病情，才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烈性传染病。代表团成员由此断定，霍普金森是在千方百计地阻挠代表团前往中国内地。于是向霍普金森表示，他们并没得什么传染病，也不打算去什么甘托克。

　　为了摆脱英国人的干扰，代表团一行同沈宗濂取得了联系，请求支持。沈宗濂帮助他们搬到了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的领事馆。随后，领事馆又为代表团赴中国内地做好了一切安排。4月4日，代表团成员及随行人员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姐夫）等一行近30人，在沈宗濂的陪同下，带着中国领事馆颁发的旅行证件乘飞机前往南京。

　　代表团于1946年4月7日到达南京，受到了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官员及国民大会秘书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官员的欢迎和接待。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的一座大礼堂里举行了“胜利庆贺”仪式。仪式结束之后，蒋介石设午宴招待了代表团一行。西藏地方政府致蒋介石的信在仪式结束之后递交给了国民政府。至此，所谓“慰问同盟国”的活动全部结束。

　　1946年11月5日，一再推迟的国民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召开了。出席大会的西藏代表是代表团官员5人、西藏驻南京办事处新任官员5人，共10人。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代表是：仲且·诺云、计晋美、拉敏·益西楚臣、次仁顿珠、何巴敦、宋志书。甘南藏族代表中还有黄振清、青海代表有格西·西饶嘉措、西康达吾寺的代表莫马群则等。西藏代表团团长土登桑培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就座。

　　国民大会最后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西藏的地位，指出国民大会要有西藏地方选出的代表参加，在立法、监察等机构内要有西藏代表参加。同时，还明确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保障”。会议结束后，国民政府安排西藏代表团到上海、杭州、北平等地参观游览。1947年春西藏代表团返回西藏。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