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电影作为一种纪录手段，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从1957年到1966年，共拍摄了14个民族的15部影片。虽然当时没有国外民族志电影理论的信息，但是我国的学者和电影工作者进行良好的合作摸索，确定了“如实纪录”的基本拍摄原则。1958年《佤族》、《黎族》、《凉山彝族》拍摄完成，新中国第一批人类学片诞生。这类片子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后来，根据这种影片的性质和特点，正式修订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并一直沿用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少数民族影片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日益凸显出来。

　　说到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的这些影片，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他参与了这15 部影片中7部的拍摄工作。民族影视界同仁对他的评价是：他既是为拍摄中国民族志电影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也是为建立和发展我国影视人类学奉献终身的一位少数民族学者、专家，堪称为“中国民族电影拍摄的第一人”。这个人就是杨光海先生。杨先生1932年出生在云南大理的一个白族家庭，为了生计，1947年初，他从大理到昆明，在昆明的子雄摄影室当学徒，在那里他开始接触一些摄影技术。1950年他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纪录片摄影。期间参加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的《战胜怒江天险》、《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等纪录片。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从事电影拍摄的人还很少，杨光海已经拍摄过一些纪录片，再加上杨光海自己又是少数民族，似乎是命运特意的安排，1957年，从拍摄《佤族》开始，杨光海进入了拍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纪录影片的领域，从此与影视人类学结缘，并把它作为了终身的事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大多数的民族地区交通非常阻塞，从北京到拍摄地往往需要二三十天，火车、汽车、马车、骑马、徒步、雪橇，甚至溜索都是赶路的工具，再加上电影机、充电电池、胶片箱和录音机等笨重的设备，路途的艰辛没有顽强的毅力很难克服。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57年到1966年，杨光海完成了《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和《赫哲族的渔猎生活》7部影片。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剧照，拍摄于1965年，1978年完成

　　当时杨光海使用的是上发条的苏联埃姆摄影机，每拍一个镜头上一次发条，没有长焦距和变焦距镜头。没有同期录音设备，用进口的半导体磁带录音机录下现场音响，在后期制作中加入。虽然这是当时最好的摄影设备了，但是与现在的摄影设备相比显得非常笨重。有一次，在拍《佤族》时，有一个剽牛的场面，杨光海的长焦距镜头只有75毫米，他要离牛很近，才能拍到有说服力的镜头，他不顾一切地向前靠。开始的几个镜头拍得很顺利。不料有一头健壮的牛挣扎、暴跳、怒吼着朝他的镜头扑来。他只好连连后退，慌乱中大拇指仍本能地按着摄影机开关，却无意中拍到了非常真实生动的场景。

《独龙族》剧照，拍摄于1960年，1961年完成

　　这批影片的拍摄基本上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各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提供脚本或拍摄提纲，采取以民族研究工作者、影视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村寨和群体进行拍摄。为了全面纪录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一般一个片子的拍摄周期为一年。在田野工作中，杨光海向民族研究工作者虚心请教，遇到问题，共同协商，他谦虚的态度使得影片顺利拍摄。刘达成、谭碧波、蔡家麒、徐志远、杨毓骧等民族研究者不仅成了杨光海的老师，更成了他的好朋友。2010年4月，在“重现的边疆——首届人类学/社会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上，与云南相关的7部影片的导演、编剧等再次聚首，他们在大荧幕上观看了40多年前共同的作品。

　　“重现的边疆”论坛期间，78岁高龄的杨光海先生每天都处在激动和欣慰中，激动是因为几十年的老友再次因为民族志影片而相聚。欣慰是因为他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影视人类学学人在寻着他们的足迹在探索。正如论坛的招贴画，几只勤劳的蚂蚁在循着一个胶片的轨迹前行。                        

采访侧记

　　我是因为寻找《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这部拍摄于1966年的影片而认识杨光海先生的。1966年，我母亲21岁，在云南省丽江县宣传队工作，因为会唱纳西族民歌，会弹口弦，她参加了《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影片的拍摄。当时拍摄的情景母亲历历在目，但是她却始终没能看到这部片子。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杨光海先生，在杨先生的帮助下，时隔40多年，母亲第一次看到了这部影片。时间推移，母亲甚至不能认出影片中的自己。对于我家来说，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

　　从第一次见到杨光海先生跟他提出转刻一份《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片子的请求，到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采访杨先生，杨先生每次都热情地帮助我。他平和、谦虚，没有一点架子。与杨先生聊天，感觉非常地轻松和愉快，除了聊当年的那些民族志电影，杨先生就像自家长辈一样跟我们聊生活，聊人生。因为经历了很多生活的磨砺，杨先生始终都有一颗感恩的心。退休后的杨先生和老伴儿住在密云，每到夏天他们就会搬到密云乡下，在那里他们每天种菜、爬山，充分地享受着宁净和新鲜的空气。我祝福他们！

相关链接

　　关于影视人类学，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大概可以理解为：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则、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张江华、李德君、陈景源、杨光海、庞涛、李桐著，《影视人类学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美国）拍摄的反映加拿大因纽特人的影片《北方的那努克》是最早的人类学影片。　

　　关于民族志电影  在英语里，人类学片有好几种不同的称呼。通常称为Anthropologic Film（人类学片、人类学电影），或Ethnologic Film（民族学片、民族学电影）。也有的把其中单纯纪录某一个民族文化现象，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的片子称为Ethnographic Film（民族志片、民族志电影）。

杨光海影视人类学作品

　　《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赫哲族的渔猎生活》。

　　《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节庆》等系列片。

　　《海南黎族民俗考察》、《海南苗族》、《海南回族》等系列片。

　　《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大理白族的建筑艺术》、《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大理白族的丧葬》、《大理白族的工艺美术》、《大理白族的节庆活动三月街》等系列片。

　　《畲族祭祖学师》、《畲族的婚姻习俗》、《畲族妇女服饰》、《畲族霞坪村祖图》等系列片。

　　《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哈萨克族地区的自然风光与名胜古迹》、《哈萨克族的婚姻》、《哈萨克族的物质文化》、《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哈萨克族的丧葬习俗》、《哈萨克的节庆与娱乐活动》等系列片。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15部民族志电影

　　《佤族》、《黎族》、《凉山彝族》1958年；

　　《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1959年；

　　《独龙族》、《景颇族》、《西藏农奴制度》、《新疆夏合勒克乡农奴制》、《苦聪人》1960年；

　　《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1962年；

　　《大瑶山瑶族》、《鄂伦春族》1963年；

　　《赫哲族的渔猎生活》1964年；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1965年；

　　《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