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先生（1898－1990），江苏常熟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主修社会学，1927年获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8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人类学系主任兼教务长等职。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1953年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等职。吴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86年又以88 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社会约制》、《现代种族》、《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世界人口问题》、《炉山黑苗的生活》等。吴泽霖先生将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对社会现象作跨学科研究。

　　吴泽霖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民族学博物馆。早在1931年，吴泽霖在大夏大学开辟社会学研究室，“专事搜集各种实际材料及调查图表，以供同学之研究。”其中即有图腾模型和原始民族用具。在历次调查中均设法征集民族文物。至1942年共征集了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41—1942年初，曾在贵阳举办三次民族文物展览，参观者极为踊跃。解放初，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西南分团的工作。期间，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在贵阳举办了少数民族文物展览。1951年，吴先生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组长。次年，政务院组织了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吴先生参加该组工作，在川西等地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当年，清华大学民族文物室移交到中央民族学院。吴先生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文物室主任。不久，吴先生调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他在这所刚刚成立的学校建立了民族研究室，扩充民族文物室，成立了民族文物馆。以后，吴先生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依然没有放弃为建立民族学博物馆奔走呼号。他认为，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功能应当有所区别。民族学博物馆担负着把民族学知识广为扩散的使命。民族学的一切理论依据多半是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中得出的，而田野调查和文物征集也正是民族学博物馆建馆的重要基础。博物馆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的基地，与民族学两方面互相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其二是婚姻家庭研究。他认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与婚姻直接间接有关联的活动，几乎支配了整个人生。婚姻是个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纽带，是肉欲与社会约制之间矛盾的焦点。婚姻制度具有民族性、地方性与时代性。婚姻制度作为文化的产物与其他文化特征一样，只要与其他民族或另一部分人发生了接触，多少就会相互影响而发生变化。因而，从婚姻的研究上可以间接证明了个民族间的接触关系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他还认为，少数民族的婚姻并非一种单纯的活动，一方面有生物的因素，一方面又有经济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社会的因素。生物的因素是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是变动的，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各民族的婚俗礼节是最值得研究的。一部分代表古代留下来的遗俗，一部分是适应特殊环境的产物，还有一部分是不同民族同化的结果。他对于苗族、布依族、水族、纳西族等民族婚姻的调查研究结果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解放后，吴先生关于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也多在婚姻家庭方面。

　　吴泽霖也注重对中国当代现实民族问题的探讨，并以此构成他民族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1936年，他即发表了题为《积极的边疆政策》的短文，以后又发表了《边疆的社会建设》(1943)、《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1946)、《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1947)、《少数民族问题》(1947)等。他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边疆建设。把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看作实际待进要务，他曾亲自主持对贵州等地少数民族进行多次调查。吴先生在当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可谓真知灼见的建议。如他曾提出，要推进边民的福利，首先要改进他们经济生活的条件，假如不彻底解决基本问题，单靠救济未必能够有太大的效力。移风易俗应当潜移默化，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应当改进的风俗习惯也要依据自觉、自愿、逐步实现的原则，以免陷入欲速而不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