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和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中，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对西方民族学的简单移植，以不同的角度提出发展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的设想。这种想法又被一些处于学术前沿的民族学家发展成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所谓“民族学中国化”，是将外来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转化为能够在中国应用，并发展成为有本土内容的学问的过程。

　　概括来看，建设中国民族学体系，实现民族学中国化可以说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利用外国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则其善者，根据中国实际，综合而成中国化的民族学；第二种意见试图经过比较择出的某一学派的国外民族学理论为张本，实现民族学中国化；第三种意见主张吸收国外民族学理论合理之处，建立本质上与欧美不同的中国民族学；第四种意见则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以综合的道路发展中国学术

　　1930年，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的主张。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应当依据有系统的计划，努力切实地进行。首先，要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名著及欧美重要学说及方法，厘定译名，编辑社会学词典，编纂大学社会学教材及参考书目；其次，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学史料；第三是实地研究中国社会之特性。这样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同时，他还提出应当进行实际问题研究，开展各大学分工合作，集中全国人才，训练大学高材生等发展中国社会学任务。孙文本认为，在理论上必须对国外学科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和综合的吸取，再根据中国的现实加以检验与修改，取得思想上的独立。在方法上，他也主张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应当各取所长。

　　孙本文自谓他不是文化学派，也不是心理学派，而是综合学派，是系统社会学。但由于他提倡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社会学可说就是应用人类学上的方法、观点与材料，以研究现代化社会现象的学问。简单的说，亦可谓文化社会学只是文化人类学的扩充，由初民社会的研究扩展而为现代社会的研究。”同时，在孙氏所开社会学基本用书的目录中也列有“民族学”一项。所以，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对于民族学中国化也有重要意义。他提出：首先，“为了要明了过去历史的背景，须注意历史给予我们的固有文化，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加以全盘的研究。”其次，“要保持中国的民族精神，并求所以发扬光大。”第三，“应注意中国目前社会的实际需要。”

　　另一位学者黄文山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但在对中国民族学的建设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在30年代时提出，为了使固有文化与西洋文化调适和交流，为了加强中国民族的向心力，必须以民族学家的文化理论为根据，而文化理论的产生又要以事实为根据，所以中国民族学最重要的工作在对于全国民族作有计划的实地调查，而对于各文化区的实地材料，尤其需要作有系统和详尽的搜集。

　　借助某一学派理论建立中国化体系

　　到了上世纪30年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结合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中国社会科学家对于过去的学术活动进行反思，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中国化的主张，部分民族学家也再次发出了民族学中国化的呼声。

　　吴文藻为了在中国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1940年开始主编《社会学丛刊》，在丛刊总序中，提出借鉴功能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实现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吴氏认为“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功能学派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把它用于中国实地研究，通过实地研究、检验和修改理论，再得出一种新的能根植于中国的民族学理论。与此同时，组建一支独立的民族学研究队伍，使他们能够在经过中国实地调查检验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

　　批判继承建构中国学科

　　岑家梧在上世纪40年代初提出，因为国情不同，中国所需要的民族学和欧美殖民地式的民族学应当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建立一种中国民族学，在观点、方法和内容上都与西方民族学有别，成为中国自己独立的民族学。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是综合。折衷是这要一些那要一些，结果变成不中不西；综合则不同，它是要把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同时又吸收他族文化的精华，灌注新的血液，二者经过有机的综合，中国文化才能达到更高的发展。他关于中国民族学建设的看法正是这种中国文化观的产物。

　　他认为：首先，从观点上讲，西方民族学研究有很多不适用于中国，如人种不平等说、低文化总是为高文化所消灭和征服的理论、中国文化西来说等都是错误的，我们不仅不能采用，而且应予驳斥。

　　其次，就方法上讲，西方民族学是殖民制度的产物，采用比较法是为了猎奇，处处求异，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的，中国民族学的背景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集合各族文化形成的，整个中华民族是由不用文化融合而成的统一体。采用比较法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在各族文化中求同，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包括了体质人类学方法、比较法、传播论方法、历史研究法等。

　　再次，就内容上说，首先求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还要从文化的进化和传播观点来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变化过程是趋向同一，凝结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同时也应该根据文化区的观点来指出各区文化特殊性，明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最后根据文化辐合交替的观点，指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

　　在国内接受过民族学系统训练的马长寿也提倡建立中国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他认为，中国边疆有异于列强殖民地的性质。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应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同时，他认为一方面要修正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要将人类学原则，如文化相对论、文化动力论、多元文化主义等在中国加以应用，以求适合中国边政的特殊情况。

　　强调特殊形式中国特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民族学开始接受前苏联的学术影响，基本上接受了苏联的民族学概念、理论和学科体系。80年代初，民族学得到新生，人们又可以重新公开地讨论学科理论与方法。部分学者认为，在民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要形成自己的理论，既区别于欧美的民族学，又区别于苏联的民族学。80年代以后，有学者主张“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发展我们中国式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原则，既反对全盘照搬外国民族学，也反对一概否定外国民族学，应当进行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我国各民族的实际需要和新时期的总任务出发，来发展我们中国式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建立我国民族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发展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并主张“要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科学或真正科学的中国民族自然要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特殊道路，它决不是照搬西方民族学那一套就能成功的，也不是学习过去苏维埃民族学就会办到的，而是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从中国民族实际情况与特点出发大胆去创造。”“中国民族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的西方民族学和原苏联民族学理论无法进行指导的。因此，我们提出：在参考借鉴西方和苏联民族理论的同时，从中国数千年来自己解决民族问题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同时认为，每一种理论和学说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系统，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传统和历史文化内涵在西方和原苏联民族学理论中是没有的。因此，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

参考资料：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