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出现，在西方被认为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该派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捏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学术旗帜。其代表人物有莫里斯·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 1934-   ）、伊曼纽尔·特雷（Emmanuel Terray 1939-  ）等。

　　戈德利尔在大学攻读的是哲学专业，毕业后转而从事经济人类学研究，担任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助手，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过实地调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展望》可视为其代表作。他认为，马克思正是用结构主义方法，根据深层结构的逻辑来解释资本的，以一方薪酬另一方利润的结构形式出现的可见生产机制后面隐藏着不可见机制，即一方的利润实际上是另一方的无偿劳动的一部分。这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观念类似，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二者联合在一起是可能的。60年代，从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观点的总体需要出发，在巴黎召开的一次重新讨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议上，戈德利尔提出了被视为对大会作出贡献的观点：关于历史是分阶段直线发展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事实上从未被马克思持有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的重要性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任务是要以新知识和新学说为基础，建立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戈德利尔的以上观点，在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接受“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或分阶段发展论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中间产生了强烈影响。

　　特雷被认为是又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典型代表”，《马克思主义与原始社会》（1972）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观点。该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摩尔根及其在科学贡献上的评价，后半部分着重阐述并分析了克洛德、梅拉索对一个西非部落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在书中，他认为摩尔根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研究在前期运用的是结构主义理论，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伟大先行者之一。而在后期所写的《古代社会》一书，使他从结构主义者转变为进化论者，并对此予以了抨击。他认为，“摩尔根的进化论顺序完全与官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混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应该被作为历史遗物而送进‘人类学博物馆’，只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任务才能够开始着手进行。”他同戈德利尔一样，坚决反对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和五种生产方式的思想，并提出，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几种生产方式的结合，尤其强调原始社会几种生产方式并存，不能认为只有“生产的血缘方式”而是“多元的”，由此出发，他们把阶级观念扩大到原始社会，不承认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的界限。他们演技马克思主义，着重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用来研究原始社会，并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名言来做自己的理论依据。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观点的实质，是在于通过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取而代之的是，以结构主义理论建构起一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模式，并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重建与创新。显然，他们的这种“重建”和“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已毫无共同之处了。

参考资料：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