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村的传统民居。 李芳摄

新房村全貌。 资料图片

　　滇南新房村地景的形塑、呈现与村落内外的文化生活以及嵌合其中的经济活动有关。19世纪末，村民参与相邻的个旧市对锡矿的开采、运销过程，从而与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发生联系，他们将区域外的诸因素吸纳进自身的文化、经济体系中，发挥历史主动性并由此塑造了文人雅趣与乡村生活融合的景观。上世纪的乡村改造运动，尽管改变了城乡关系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定位，但也维系与生产了农村的地域景观。随后的乡村发展规划则以当地自然物的汇集、人类的环境体认与文化认知为资源禀赋。对新房村景观形态的历史探究，有助于反思普适性的现代化与发展概念。

　　山、水、地、屋构成的乡村景观

　　新房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西庄镇境内。村前沪江水环绕、田地成畦，村后是一座秀美的小山。山水之间，村民的住房、家族宗祠与村小学的教学楼高低错落，呈现出白墙绿瓦、精美木雕与木构以及水泥、铝合金结构相混合的景观。

　　美丽风景与乡村景观入眼的同时，能强烈意识到来自外部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的进入、冲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村民生活的影响。但也能看到，历史上当地人对于地景的感知和理解、塑造也是景观呈现或景观被“凝视”、观察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景观不仅仅是地方与空间内的自然物或环境体认、经验等的汇集，也更是文化的、政治的、实践的意象制造。

　　新房村除汉族外，还有少部分彝族。据清初祝宏等人纂修的《云南省建水县志》对彝族有记载，其大意是：彝族在语言、服饰方面不同于汉族，但经历礼仪教化后，颇知向善与德化，其习俗与中原文化相同。尽管这种表述充满了文化“中心—边陲”意味和文化等级性，其所体现的文化浸染也是极为明显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融通以及乡野中的和乡野之上的文明的融合。

　　在新房村村民的生活实践中，村后的小山是埋葬祖先与举行祭祖仪式、清明扫墓的场所。在此，山是生者与死者沟通、交流的场合。作为村民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山也是食物供给和商品供给之地，山坡上除村民种植的玉米等农作物外，还植有松柏，生长着羊乃菜、七里香等野生植物。每年的雨季，山上还出产葱菌、见手青等菌类，村民上山采摘并出售。

　　房屋是活着的人的居住场所，也是祭奠祖先和祖先灵位安放之所在，其格局和方位布局也是依照人伦规矩和亲属血缘展开的。房屋的装饰和建筑风格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有关。

　　围绕着山与居所的，是流动的水。距离新房村不远的建水县城就是以水来命名的。就此而言，村落处于流域社会中。水与人关系密切。村里的村民说，其祖先在明代时从江西、湖南迁来, 带来了农业耕作技术和农耕知识。大批携带耕作技能的人口的到来，使得开挖湖泊、引水灌溉田地成为必要。此种大规模的水利规划与国家的政治管控有关。虽谈不到治水工程和明确的灌溉制度，但能看到水与权力的结合。

　　民间也有一套关于用水的知识。村中掘有水井。对于井位的选择以及因着水井而衍生的诸种社会关系及掌故传说，村民也有认知。由此，生活中的水，其非理性化的面向被驯服，而其物质性与人类的精神性、道德性相结合。

　　自给自足中的生活伦理

　　围绕着山、水、地与定居生活，当地有安耕兴仁的说法。这强调的不仅仅是土地的开垦、利用与农作，更是谈到了当地的民风和为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景观与人的关系。这也就是在说，在对于物与当地人的现世追求方面，由物来确立、维系道德与做人的观念比较重要。因而，附着在物上的意义还是伦理的、互助的，而不完全是经济理性的。

　　村里有一大部分水域。因为太过阴湿，村民选择种植了需水较多的莲藕、茨菰等。这些水地或连成一片，或与栽有稻秧的单季稻田相互杂错。还有两户村民在自家水塘里种植有属香蒲科的草芽，并倚靠自身的知识积累对其进行管理。在村里，也常能看到村民在水田捕鱼的身影。间或有村民家养的麻鸭在各个水田之间来往。对于村民及家禽的跨“地界”的捕捞以及捕食行为，村里人并不会有任何的不满，也不会有关于田地使用权的争论。有时，村民甚至会聚在一起谈论某片水域中鱼的大小、种类等。

　　因为自己吃不了多少，村民拿水田里的出产物售卖，是常有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买卖，价格或者比市场上要便宜一些，或者是买一些送一点。一部分村民还依照传统知识在家加工处理水产后，进城与餐馆经营者商谈接洽，价格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据自家饲养、捕捞与出售小龙虾与螃蟹的村民们说，他们甚至可以将水产卖到广州等大城市。

　　这种商品与赠品的杂糅，也体现在村里的菜市场中。市场一方面是经济交换与贸易的场所，另一方面则是新房村村民与附近的易家村、棠梨村村民闲话、聊天的所在。村民出售的蔬菜，如芭蕉花、甜笋、莴笋、葱与韭菜等，总是经过清洗、修剪，收拾得很齐整。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为了“眼球”效应、便于售卖等，也可以被视为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嵌合。通过赠送蔬菜建立人际关系的因素或意涵也是有的。

　　一般而言，礼品讲究回礼与互惠，讲求对称性。但在新房村，赠送物品的人并不指望回报。特意的或时刻铭记的回报，在村里是不太受欢迎的，尤其在老年人中间。在当地人的观念里，东西是自家地里长的且是自己在地里劳动所得,多少能卖些钱就行，买东西的是村里人，常来常往，是很熟悉的，不能与之斤斤计较。与此，家计经济的自足性也是一个解释的视角。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村中人对于外人的态度。他们会招呼不熟悉的人去家里吃饭，可能仅是因为看到这些人没有办法解决午饭或仅是将之视为“添一副碗筷的事情”。这在现今人情冷漠而呼吁道德重建的社会中，确是很不平常甚至有些令人吃惊的事。

　　但这也可能引发乡村“落后与贫困”“不发达甚至闭塞”的话语。这些与发展不足相关的界说，其实忽略了新房村村民在近代历史上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且遮蔽了景观形塑中人的主体性与文化的多重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保留

　　村中人多地少，在19世纪末时，更是一片凋敝。为了生活，村民也不得不出外谋求生路。一些村民到邻近的个旧矿区挖矿、采矿，并由此获利，成为商业精英。他们将挣得的一部分钱用于扩大商号经营与提升冶锡技术，将锡通过蒙自海关、滇越铁路出售到香港等地，参与到上世纪初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

　　在滇南与法国的接触中，新房村也受到了影响。村里有法式风格的民居建筑。因为新房村处于个碧临屏铁路的必经之途，而村里的富户又在修路中出资甚巨，所以村子旁建有法式风格的火车站，兼顾人群与货物的流动。

　　依照世界体系理论，新房村会被视为处于现代区域分工区系的边缘。但事实上，村落中的村民对于现代化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或任其带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也并不将之作为普适性的经验加以追求和运用，而是在区域间与超区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中维系与创造自己的历史。

　　村民还用参与现代商业赚到的钱盖起出檐起脊的两层木构房屋，其总体建构可归结为“三坊一照壁”与“跑马转角楼”。村民们还从苏州、云南通海县等地请来木匠雕刻渔樵耕读、麟吐玉书、暗八仙、喜鹊登梅、象呈升平等图案，并用山水画与书法字等装饰门楣、板壁、斗拱等，一些房屋的雕花门窗与门楣上还贴有金箔。儒商与文人雅士情趣俱在，可房屋构筑亦体现农家生活的特点，如建有柴火堆积处及饲养家禽的场所等。

　　在上世纪中期及随后的滇南乡村改造运动中，据说新房村因地处偏远，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剧烈的社会变迁，木构民居建筑等从而得以保留。但在老房子的墙壁上，还是能看到存留下来的标语与口号。此时期的现代化带来的主要是区域内中心与边缘的置换、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化、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及现代知识、文化的部分转型、农业耕作的精细化管理等，现代乡村的景象也被逐渐营造出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新房村的村民来讲，确也如此。山水与地作为资源，始终与村民的生活、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状态，即使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也依然得以维持并呈现。在村落中，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与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杂糅。无论是近年来推行的讲求生态文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美丽乡村建设，还是正在实施中的乡村旅游规划，均附着于村落内的资源禀赋。因而，景观的开发与利用，还涉及对文化、现代化与发展的地方性与多层次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