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把经学转化为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以来，章太炎就主张将历史教育作为激发爱国心的根本方法，作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构国家认同的依据。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章太炎主要致力于排斥清政府，主张以历史教育凝聚汉族。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章太炎主要致力于建构新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主张以历史教育保存国性、发扬民志。“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则提倡以历史教育挽救中华民族危机与国家危机，历史教育被提到第一重要的高度。章太炎的历史教育观，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历史教育观

　　章太炎是清末著名的国粹主义者，“以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是其根本宗旨。1906年7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指出了他所谓“历史”的内涵：“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章太炎对当时流行的西化思想提出了严厉批判，认为那是丧失文化自信与民族自尊的表现。章太炎认为，只有历史教育才能够挽救人心，凝聚人心，使得国人重新具有“爱国爱种”的思想，“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1907年至1910年，在日本的系列演讲中，章太炎反复强调历史教育对于增强国人“爱国心”的重要性：“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与近代“疑古史学”的观点大异其趣，章太炎主张“六经皆史”、“九流都有历史的根据”。他认为，诸子百家之书之所以不能随意怀疑，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晓得本国的历史”，以此增强其民族国家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章太炎不仅重视历史教育，也重视历史研究。在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历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取向，而这种民族主义取向则是以“排满光复”为基本特征的。历史学家王汎森指出，章太炎“希望借着将汉族与胡族从历史根源上隔离开来，以激发排满革命的战斗力量”。章太炎的这种“历史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却有特定历史时代的合理性，那就是最大程度地凝聚汉族之心，以推翻清政府，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王汎森认为，章太炎的“历史民族主义”，“在现代人看来或有荒谬之感，但在清末却起过重大作用，是他对革命的最重大的贡献”。

　　章太炎在其名作《中华民国解》中追溯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历，主张“种族中华”说，反对当时流行的“文化中华”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性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章太炎虽然驳斥“文化中华”说，但是认同中华民族的不断扩展还是需要“文化中华”说，他希望中国边疆各族能够同化于中国文化，恢复中国汉代的疆域。在其著作《讨满洲檄》中，章太炎主张中华民族要对各种宗教、各种民族“兼包并容”：“宗教殊途，初无邪正；黄白异族，互为商旅。苟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他强调对满族人民也应该完全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若自知不直，愿归部落，以为我中华保塞，建州一卫，本尔旧区，其自返于吉林、黑龙江之域。若愿留中国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视。”在其文章《排满平议》中，章太炎指出“排满”的确切含义是：“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互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傅刃其腹哉！”章太炎明确指出不排斥“一切满人”，而是排斥“满人在汉之政府”。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排满”“排胡”仅仅为章太炎“革命宣传”之激励口号、“革命光复”之现实需求，其目的只是排斥清政府。

　　二、中华民国成立至“九一八事变”期间章太炎的历史教育观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章太炎主要致力于新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设，主张以历史教育保存国性、发扬民志，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

　　1920年10月，章太炎在湖南教育会演讲，继续重申其历史教育的爱国主义功能论：“各种科学是世界公共的，独历史各国有各国的。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辛亥革命排满，就是从历史来的，不是由学理来的。人不读历史，则无爱国心。”1924年7月，章太炎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宣传教育的根本在于“发扬志趣，保存国性”，而“发扬志趣，保存国性”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进行历史教育。章太炎尖锐地指出了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五大毛病：“国人昏聩也久矣，自来视史学为敷衍门面，因不免有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域外而略内政，详文化而略政治，以及疑古太甚之五弊。能去此五弊，则史学之功用可见矣。”他认为，正是存在这五大毛病，才使得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功能不能得以彰显，致使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章太炎极为忧虑中华民族“志趣堕落，国性沦亡”，警戒教育界不要“流为鸦片式的教育”：“余之为此言，固非仅以读《汉书》《史记》相劝励，亦鉴于全国教育之趋势，志趣堕落，国性沦亡，有不能已也。诸君为教育界要人，对于全国教育，关心至切，而余所郑重为诸君告知者，则毋使华夏教育，流为鸦片式的教育，是则吾国前途之大幸也。”

　　1925年10月，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讲，强调了历史教育的实用功能。一方面，他认为历史教育能够使人顺应历史发展，成就领导时代走向的“伟大人物”，“历史为祖孙相传之信物，凡伟大之人物，皆由参考历史得来”。另一方面，他认为历史教育犹如学习“棋谱”，可以活学活用，而不仅是一种理论与观念，“参考历史，如打棋谱，善弈者必善打棋谱，否则虽解弈理，终非能手”。

　　三、“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的历史教育观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章太炎把历史教育的地位提到空前重要的高度。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到处宣讲，痛陈历史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将历史教育称为“今日切要之学”：“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用尤巨，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学也。”

　　1932年3月，章太炎在燕京大学演讲时指出：“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覆。”“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章太炎以历史经验为例，说明北宋末年与民国初年不注重历史教育的消极后果：“王荆公与孙之国民党因不谙已往之史迹，以致爱国心衰。自王荆公倡不读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国缔造已二十一年，前后茫茫，亦可惧也。”章太炎特别指出，国民党放弃东北三省与不重视历史教育密切相关：“若不晓得历史，则几乎茫茫然遗失了东三省千百万方里的土地。”1935年6月，在“章氏星期讲演会”的一次演讲中，他激烈地批判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与教育界对历史教育的极端不重视：“民国以来国人对于史事亦甚疏忽矣，或且鄙夷旧契，不屑观览。甚有怀疑旧契者，于是日蹙百里，都在迷离惝恍之中”，如果历史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则“使人人而知保守其旧契，家国之事，当不至此。”

　　1933年3月，章太炎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演讲，对经学与史学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处斯乱世，尤当斟酌古今，权衡轻重。”章太炎始终把历史教育看作国人的一种自我教育，认为通过这种自我教育，国人能够从内心去热爱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历史教育在章太炎看来既是一种国防教育，也是一种国情教育。因此，他对“不讲历史”深恶痛绝：“不讲历史，昧于往迹，国情将何由而治？”他还将历史称为国家的“家谱”、“账簿”：“历史譬一国之账籍，彼夫略有恒产者，孰不家置一簿，按其簿籍，而即了然其产业多寡之数。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志，何能知其梗概？”“一国有一国之产业，无账簿则产业何从稽考？”在章太炎看来，国家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全靠历史教育来了解：“家谱、账簿束置高阁，四万万人都不知国家之根本何在。失地千里，亦不甚惜，无怪其然也。”

　　章太炎认为，历史教育除了让国人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有哪些，还有助于让国人明白中华民族应对内外风险的经验有哪些。1933年，章太炎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演讲，指出：“盖应付之法，昔人言行往往有成例可资参证，史之有益于吾人如此。”“今乃鄙夷不屑道，于是国事日棘，而应之者几无不露其捉襟见肘之窘焉。”历史教育的基本方法是，要让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了然胸中”，对于典章制度则需要“熟谙而详识”。不进行历史教育，无以应对类似“九一八事变”这样的“飞来横祸”：“今日惟不好读史，故祸变之来，狼顾而莫知所为，可胜慨哉！”历史教育的最重要一点是：“认清我为何种民族，对于本国文化，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至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设国民鄙夷史乘，蔑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建设，即章太炎所谓的“认清我为何种民族”，是历史教育的首先目标，也是根本目标。而这只有“对于本国文化，相与尊重而发扬之”才能达到，否则对本国文化“自轻自贱”，谈何培育民族自尊心，谈何培育国家认同感。据此，章太炎认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认同一定是中国文化认同，而中国文化认同则必须通过历史教育来实现。如果没有历史教育来培育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则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不能成立：“以今日中国之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以后，炎黄裔胄决可尽化为异族。然则居今而言复兴文化，舍注意读史外，其道奚由？”

　　1935年5月，章太炎在“章氏星期讲演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历史教育的宗旨是“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并指出《春秋》在发扬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性：“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有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不仅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证明了历史对于“发扬祖德、巩固国本”的重要性，而且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也验证了这一重要性：“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之力，盖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也。”

　　1935年8月，章太炎在江苏吴县纪念孔子诞生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民族主义”为“中国立国之本”，而孔子开创的民族主义，则为中华民族的“护身符”与“胶凝剂”：“从孔子以来，二千余年，中国人之受外国欺侮，不知凡几。自汉以来，迭受外人欺侮，无有不能恢复者。晋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与之通款，南宋则甚至称臣称侄，元则不必论矣。然韩林儿辈，并不读书，尚能恢复一部分故业。无他，孔子学说深中于人心耳。明末满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盖亦以儒者为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故满夷一推到，即能还我中原耳。”因此，章太炎认为，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历史关头，纪念孔子有着特别的历史意义，尊重孔子、纪念孔子，就是呵护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就是牢牢守住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

　　【本文系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16年度基金项目“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的互动：论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新解析”（项目号：SDH315400103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项目号：2016BJMZTJJY02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