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现代思想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两大思潮，在现实中也是极富动员力与号召力的两大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政治现象表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结合起来影响现实政治发展的趋势。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民粹民族主义，说明两者在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中的合流正在成为很多西方民主制度国家重复上演的政治戏剧。针对两者为何能够实现所谓的合流，学术界存在着理论特征分析、政治制度分析与经济社会分析等多种解释进路。其中，从理论层面思考两者的相似特点，进而分析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机理，应当是各种思路的先导之一。

　　从理论逻辑上分析，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潮，两者之所以能够合流，必然基于某些共同的或者至少不相抵触的理论逻辑基础与理论准则。具体而言，这些理论基础至少包括：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群体意识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下的政治行为准则。正因为带有这些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基因，两者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才能够以类似的动员基调与受众对象成功地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

　　第一，在政治价值观上，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更偏重公共政治价值的世俗性。

　　利益尤其是功利化的利益分配问题，是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共同关心的焦点，这在那些最终与民粹主义合流的当代欧美民族主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般认为，政治是一个时代特征较强的概念。从传统时代对公共正义、公共之善的追求，到神学时代对上帝意志的把握，古今中外对政治概念的理解都带有属于特定时代的标签。当代学界普遍认同的政治定义“对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同样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家与研究者对政治的看法。包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政治思潮无一不受到大时代的影响。由于经过启蒙运动的荡涤，欧洲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逐渐趋弱，而欧洲现代功利主义观念和理性主义色彩较之其他文明体则变得更为浓厚。脱胎于欧洲政治文明中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以公共政治的世俗性为自己的诉求点，以利益与利益分配问题为自己的发力点，是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比较一致的选择。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大都打着维护平民百姓利益或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起家，同时宣称自己会为了可能会影响到平民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其他政治势力斗争到底。如果把选举中的政治动员视为一种“唤起投票”的行动的话，那么，当代最有效的唤起方式无疑是诉诸利益。这种动员方式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或某一阶层利益受损时非常有效。反过来讲，在那些经济发展速度尚可、利益分配相对公平、被剥削感较少的群体中，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都不大容易呈现蔓延的趋势。

　　以法国和德国为例。这两个国家同为欧盟核心国家，同样都受到了难民问题的冲击，但两国对难民问题以及民粹民族主义者的态度较为不同，德国左翼力量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年轻阶层的社会基础明显要比法国左翼强大得多。而根据外媒资料，去年法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以上，而这一数据在德国同龄人中仅为7%左右。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某个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感是民粹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土壤。

　　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的当代，存在着类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就是反全球化势力”的认知误区。阐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世俗价值取向、尤其是当代欧美民粹民族主义的这种价值本质，了解其世俗化与功利化的特点，了解其会为了利益选择另一种全球化而非排斥全球化本身这一特征，可以有助于我们走出这一误区。

　　第二，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有极强的群体边界意识，但这种边界划分却因时因势而论。

　　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各有其强调的群体边界，即各自支持者的群体划分标准与代表类型。在民粹主义者那里，因其主要以平民主义者自居，所以他们的边界主要是以“平民/精英”划线。而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因其强调民族的独特性，所以其边界主要以民族成分为划分依据。当然，这些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划分。在现实中，这些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民粹主义者反精英的态度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无可厚非，但这些政党或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却常常自身就出身于精英阶层或者干脆就是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民主制度自身其实并没有办法保证民粹主义者“保卫平民”态度的真实性与一致性。民族主义者以民族划界，看起来似乎比民粹主义者的边界确定性更强一些，但是民族大多数时候确实带有“想象的共同体”的特点，民族的边界并非民族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变动不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也决定了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时候只将民族性作为动员工具，而在政治活动中，他们会以极大的策略与灵活性来抵消“民族代言人”这一角色带来的局限。

　　在政党政治中，边界划分的变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比较典型的就是当前欧洲的一些民粹民族主义政党。人们常把大部分带有反精英主义特点的政党都看作是民粹主义政党，但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在某种条件下会自然而然地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融合，一方面彰显自己政党的民粹特点、巩固支持者的政治选票，另一方面在巩固基本盘的同时扩大同情者范围。在欧盟数国多年来面临多元文化挑战与当前难民冲击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政党立即意识到了“民族”这一动员工具的有效性，而民族主义政党也发现，针对精英政客们的左翼理想主义政策，使自己主动地“民粹化”是一个非常好的竞选策略。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表现之一，就是两者群体边界的迅速交叠甚至重合。

　　第三，在上述两个特征的影响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都赋予集体行动以极强的政治期待。

　　集体行动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多指众多个体参加的、自发性较强的、带有反制度特点的政治行为。与社会运动不同，集体行动并没有非常具体的反制度目标，但具备同样的反制度特征。在对待集体行动的问题上，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都对集体行动寄予了极强的政治期待。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共有的情绪化特点导致的，但情绪化并非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都倾向于利用支持者的情绪挑起对现实制度的不满，但这种情绪化的动员方式在不同时期也同样出现在很多类型的政党行为过程中，不能仅凭这个因素就断定两者比其他政党更加相信集体行动的力量。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逻辑中对集体行动的偏爱，也许更多地源于本文前面谈及的两者共有的两大相似性。如前所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世俗利益与利益分配的强调，决定了其行为也具有功利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民粹运动与民族运动都天然地带有很强的权利利益诉求，在必要时会以否定既有制度的方式寻求新的权益分配方式。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各自群体边界的强调，又使得其在支持者群体中往往拥有比一般政治群体更高的支持度，因此在进行政治动员时享有更低的动员成本。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对带有一定反制度特征的集体行动都自然而然地寄予更多政治期待。用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讲，在行动的成本比其他组织更低的时候，民粹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会倾向于以挑战既有制度框架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政治收益，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合流之后同样会表现出集体行动的很多特点。从现实中民粹民族主义的诸多表现来看，也的确如此。欧美多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对世界主义的嘲弄、对移民的攻击和民粹主义者情绪化、极端化的反制度标语，共同组成了西方右翼势力的一场场鲜活表演。

　　探究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理论准则与逻辑基础上的相似性，不仅是为了在理论层面探讨两者合流的原因与机理，同时也是为了深入理解西方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民粹民族主义的演变趋势，发掘其中的深层社会现实影响。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我国并不存在民粹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仍然有更多可期待的研究空间与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