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背景首先是民族志资料的积累，从航海到地理大发现，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地理学家、军人等积累了大量民族志材料，殖民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异文化报道的需求。比如法国传教士拉菲托（1681-1746）曾在北美印第安人中传教，他于1724年所著《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将亲身调查的印第安人文化习俗与文字记载的远古文化习俗比较，被后来的民族学家誉为开了民族学比较法先河的民族学奠基人和先驱；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英格兰有一批著名的学者经常在爱丁堡讨论人性、人类进步、人类历史、宗教等话题，后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亨利·霍姆（1696-1782）就是其中一员，著有《论道德与自然宗教的原则》和《人类简史》。他在《人类简史》中他收集世界各地人类学资料，对印第安人、鞑靼人、中国人等进行比较分析和泛文化考察；苏格兰史学家、爱丁堡学派成员罗伯特森（1721-1793）的《美洲历史》，借助大量民族志和考古学材料，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史。用进化思想分析野蛮、原始和文明的不同文化形态；亚当·弗格森（1723-1793）是爱丁堡学派成员，著作有《市民城市史》、《罗马共和国的进步与终结史》等，主张用进化的观点看现实社会，认为人类进化超过任何动物，且创造了人类独有的文化。他被认为是英国古典进化论的先驱之一。

　　其次是进化论思想的产生。西方的文艺复习和工业革命，大大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思想应运而生。生物进化论方面，法国博物馆学家拉马克，著有《动物学哲学》。他认为人类是某些猿类演变的产物。认为生物的进化是器官的废退和获得性状的遗传所致。达尔文（1809-1882）是英国博物馆学家和生物学家，曾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环球考察，涉及动植物和地质方面，发表《考察日记》。他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比较系统的阐释了生物进化论思想，认为通过自然选择，所有生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自然选择就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能够适应自然环境的有利变异物种被保存下来，并不断繁衍，不利于生存的都被淘汰。1871年出版《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提出人类起源于猿猴的理论和性选择的理论。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在其《人类学》一书中说：“人类学是达尔文的孩子”；社会进化论方面，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发表的《新科学》中，通过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事象比较来研究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并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西伯来史等说明原始简单家庭演进为家族、宗族、部落的过程；赞成古埃及的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神、英雄、人的时代三阶段，并赋予时代新的意义，认为时代不同，文化和政体就不同，充分展现他的人类社会进步史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75）在其《波斯人的书札》、《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中不仅用到大量民族志材料，还阐述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现象都有规律可循，社会起源于自然演化，而非契约关系。法国思想家孔德塞（1743-1794）在其《人类进化史图解》（1795）中指出人类一直在进步，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并把人类精神的进步分为10个时期，为19世纪进化论者划分人类进化阶段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和康德等18世纪的思想家们持进化论思想，认为社会是不断的发展进步的。

　　最后是研究机构的成立。随着人类学资料的积累和人类学研究的不断进行，各大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为古典进化论这第一个人类学理论流派乃至整个人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