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多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是对将“民族国家”视为唯一“常态”理念的挑战，是将“多民族国家”由不正常上升为“正常”的努力，也是对“民族自决”所标榜和追求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则的否定。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印度一直存在着民族问题。在印度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更容易造成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缺失。独立后，印度不少民族为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些相对弱势的民族，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被忽视，甚至遭到本地区人口较多民族的欺压，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因而，在东北部地区，许多民族开始要求脱离印度，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要求脱离原先所属的邦，在印度宪法框架内单独建邦或实现半独立的高度自治地位。

　　在少数民族进行各种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印度政府某些政策的偏失更加剧了这种“疏离”进程，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能积极主动地疏导和应对。大多数部落民本来就与印度主体民族有很强的疏远感，有时甚至把历史的、部落层次的独立（不受外部的行政管理）与民族独立混淆起来，将对自身事务管理的诉求等同于独立诉求，将地方民族主义或者说微观的部落/村级民族主义置于国家民族主义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政府处理不当往往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以1953年阿萨姆邦那加人事件为例。1953年3月，那加人要求直接向总理尼赫鲁提交一份报告，以便反映那加人的真实生存情况，这种请求遭到了阿萨姆地方官员的阻拦，因而那加人在尼赫鲁演讲的中途集体退场。尽管那加人后来道歉，并表示这一举动主要是出于抗议，而不是对尼赫鲁本人的侮辱，但尼赫鲁此后再未访问过那加地区。事后不久，阿萨姆邦政府签发了逮捕8位那加民族委员会领导人的命令。阿萨姆步枪队挨家挨户搜查、抓捕激进分子。一些那加领导人和青年激进分子为了躲避政府的抓捕而转入地下。从此，那加的“非暴力”民族利益诉求转向了武装斗争阶段，独立运动越演越烈。

　　后来，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指出：“印度的叛乱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总是由于政治领导人一开始对形势处理不当引发的。”印度领导人对这些人群的正当需求以及对他们要求成为自己政治与经济主宰的恳请在“政治上反应迟钝”，自然造成了“很深的敌对情绪”。

　　第二、对少数民族的正当诉求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真正的关注。在阿萨姆邦，阿萨姆人有着强烈的被忽视感和被欺骗感。他们感觉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央政府欺瞒和漠视了，不论是在控制和阻止非法移民的问题上，还是在邦区重新组建问题上，或是在语言规范化问题上，以及将山区县从阿萨姆邦分割出去的问题上；也不论是在炼油厂的选址问题，还是在石油收入的分配问题上，均是如此。一些问题更使阿萨姆人刻骨铭心，并深感不公平：如在1953年至1955年的邦区重组委员会成立之前，印度政府要求将阿萨姆邦的戈阿尔帕拉县并入西孟加拉邦，或者单独成立一个普班恰尔邦；1960年签订阿萨姆语为阿萨姆的官方语言时，又要求该邦实行双语制。阿萨姆人相信，如果阿萨姆当时在政治上足够强大、在经济上能够自立的话，这些要求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曼尼普尔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曼尼普尔，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梅泰人属于藏缅人种，信奉印度教。他们是曼尼普尔的统治阶级，管理着其余29个民族。《印度独立法：1947》颁布后，依据“印度人的印度”原则及与英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曼尼普尔是700多个土邦中的一个，应该拥有一定的独立性。1947年《曼尼普尔宪法》制定完成，曼尼普尔君主立宪制共和国宣告诞生。然而，曼尼普尔人的独立建国严重损害了印度在东北部地区的利益。在印度的干涉下，1949年9月21日，曼尼普尔王公与印度政府签署了将曼尼普尔土邦并入印度的协议。10月15日，曼尼普尔被正式并入印度，而经过选举产生的曼尼普尔立法会议却被解散。这极大伤害了曼尼普尔人民的感情，促使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高涨。至今，许多梅泰人仍然认为1949年协议无效，认为印度政府用高压和欺骗手段剥夺了他们的主权。

　　第三、军队在东北部地区的不当行为，加深了当地民众的离心倾向。印度《武装部队特力法案(1958)》修正案中规定：“除非中央政府批准，涉及对军人在履行相关权力和执行相关任务时过失行为的指控、起诉或其他的相关法律程序，均不予以受理。”这一法案授权军队介入东北部地区以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但军人却凭借该法案做出了大量残暴的举动。直到2004年，还发生过一名叫马纳若玛（Manorama）的曼尼普尔妇女在深夜被捕，并在第二天早上被村民在距她家约4公里远的地方发现她中弹身亡的尸体的现象。印度领导人也坦承：“不幸毕竟还是发生了，应考虑保护人权的问题。”

　　第四、中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以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为例，该邦部落民就对中央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反感，他们认为，当时政府建立查克玛难民安置点并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况且，难民正在肆无忌惮地侵蚀他们的家园，砍伐他们的森林，是另一种形式的“人口入侵”。

　　总体看来，印度政府某些政策的偏失加剧了东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疏离感。而当少数民族的情感、经济和文化诉求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加以释放时，“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就会出现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错误认知就会再次拥有民意土壤，“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会出现反复。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