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段时间正是现代人类学形成时期，当时的人类学家几乎全部是博物馆馆员。博物馆为人类学提供研究资料和研究环境，并资助人类学家的科学远征、学术出版，而人类学理论也指导了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等实务工作。然而随着人类学理论重心与研究方法的转变，人类学的学术阵地逐渐由博物馆转向大学，博物馆退居为人类学“机构上的故乡”（institutional homeland）。

　　一、博物馆与人类学关系的分期

　　美国人类学家William C. Sturtevant将人类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890年是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the Museum Period），在这一时期，人类学高度依赖博物馆，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研究都由在博物馆工作的人类学家完成，大学完全没有提供人类学的相关训练；1890-1920年是“博物馆—大学时代”（the Museum—University Period），在这一时期，大学开始开设人类学相关课程，但是讲授课程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博物馆员工，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大多还是在博物馆中完成，且博物馆资助了大部分的人类学田野工作；1920年以后是人类学的“大学时代”（the University Period），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大多已离开博物馆，在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资助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主要机构也变成大学和基金会。Sturtvant的这一分期方法被广为引用，虽然它描述的主要是英美人类学的发展状况，而不能涵盖所有国家。例如，法国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化过程与博物馆关联较少，而与社会学关系更加密切，另外法国人类学的“大学时代”也晚于英国和美国，约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这种分期思路仍可供参考。下文即以此分期方法为脉络，回顾人类学从博物馆“故乡”进入大学的历程。

　　二、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约1840-1890年）

　　人类对于人类学物件的收集、博物馆的起源以及人类学的萌芽均可上溯至希腊罗马时代。博物馆起源于对珍奇物件的收集，人类学则萌芽于对异文化的记述，因此可以说博物馆与人类学有天然的关联。16世纪，博物馆的前身——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中，人类学标本占很大比重。不过当时的收藏者并未对珍奇柜中的物件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人类学物件也没有受到专门关注。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殖民地的异文化物件不断被带回殖民母国。出于将物件系统分类与研究的需要，民族志博物馆纷纷成立。随后的几十年是民族志博物馆建立的高峰期，大多数民族志博物馆都在19世纪后半叶成立。19世纪中叶至末叶也正是人类学和民族学成型时期，民族志博物馆对于人类学的形成有很大帮助。博物馆为人类学家提供栖身之所，博物馆藏品又是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促进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当时进化论和种族主义思想流行，一批学者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人类文化。他们认为人类的文化也同物种相似，在不断进化之中，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则是因为它们正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也就是说，殖民者的文化处于高级阶段，而被殖民地区的文化则是原始文化。这种思潮后来被认为是民族学的第一个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该学派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民族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对于博物馆中人类学物件的研究正奠定了文化进化理论的基础。另外，该学派理论也可以说为殖民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殖民扩张、人类学理论发展与民族志博物馆的发展实则在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在博物馆孕育人类学的同时，人类学理论也对博物馆工作产生深刻影响。最显著的便是藏品的分类和展示。对人类学物件分类展示方法的研究在民族志博物馆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法国地理学家Edme-Franois Jomard和植物学家PhilippeFranz von Siebold在19世纪30—40年代最早提出对人类学物件的分类和展示方法。Jomard提倡先按照物件的用途分类，其次再按地理区域分类；Siebold则赞成先按照地理来源分类，再按照用途分类。Jomard和Siebold的分类方式流传甚广，后来各国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分类和展示基本上都从这两种方式发展而来，只不过两种方式被采用的时间依人类学理论流派的发展有所不同。在文化进化论盛行的时期，博物馆更偏向于依照用途将人类学物件分类，而后将物件依用途及形制、按照由简至繁的方式排列进行展示，以体现进化论思路。

　　三、人类学的“博物馆—大学时代”（约1890—1920年）

　　19 世纪末，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大学已开设人类学课程。不过，当时大学的人类学教育十分依赖博物馆，博物馆仍然是培育人类学人才的主要场所，且博物馆依然为人类学的学术活动提供环境及资金支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民族志博物馆成立的另一个高峰时期，这段时间同时也是欧洲殖民活动的全盛期。殖民母国欲对殖民地进行更彻底的剥削，因此需要人类学与博物馆协助，研究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巩固殖民统治。此时的人类学理论更趋成熟，人类学者不再满足于只研究博物馆的现有物件，也不再信任其他非专业者所搜集的资料，因此开始有针对性地主动搜集藏品。19世纪末，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的博物馆纷纷开始组织大规模、计划详尽的科学远征。

　　经科学远征搜集藏品效率很高，且藏品的相关信息更加完整，便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虽然已经进入“博物馆—大学时代”，但对博物馆藏品的依赖甚至强于“博物馆时代”。奠定民族学学科地位的古典进化论派已失去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历史学派。这派理论反对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并非是处于线性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是互相传播、互相影响的。这派学者将博物馆物件当作证据，以证明文化之间的传播关系。至于博物馆的藏品分类与展示方式，也受到了文化历史学派的影响，按照地域分类的方式较为流行。当然，博物馆展示的更新不一定能够紧随理论动态。例如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展示在英国的一些博物馆就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

　　四、人类学的“大学时代”（1920年以后）

　　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越发重视田野工作，以及对物质文化的兴趣降低等原因，博物馆藏品已经不是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必需品。人类学的人才养成和学术交流场地也转向大学，人类学进入“大学时代”。田野工作可说是人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19 世纪的人类学家致力于重建全球历史，不太关注单一文化，因此着力于对藏品的研究，而不重视田野工作。但随着人类学理论发展，田野工作的地位提升。这不仅因为人类学家想要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搜集物品，也因为人类学家倾向于使用亲自收集的资料作研究。如果一个人类学家依赖他人收集的物件进行学术研究，甚至会被歧视在从事“安乐椅人类学”（armchairanthropology）ac。因此，人类学家大多亲自进入田野搜集资料，而非使用博物馆收藏的物件进行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民族学的理论流派已由文化历史学派发展至功能学派。功能学 派由英国人类学家 Bronislaw Malinowski 和 Alfred Radcliffe Brown 开创，是文化历史学派之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学派。功能学派不甚重视物质文化研究，而是重视研究社会结构、亲属关系等文化现象。该学派强调以长期田野调查的方式获取资料，反对一味迷恋古董器物，因此对于博物馆物件的依赖度大大降低。功能学派的流行是造成博物馆与人类学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博物馆与人类学真正的分裂就可以以 1922 年 Radcliffe Brown 代表作《安达曼岛民》（Andaman Islanders）的出版为标志。至 20 世纪中叶，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场所基本上已转移到大学。博物馆中的研究人员虽然也进行人类学研究，但这些工作并非博物馆的核心工作，而是研究人员的额外成果。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家更加认同自己人类学家的地位，而非博物馆馆员的身份，这种现象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