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移民实边政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其实质是对资源进行再分配再调节，即将人力资源、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带到边疆地区，对这些地区进行戍边屯垦。这样既调节了中原地区“地狭民稠”与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的不平衡，又增加了保卫边疆的力量，同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尽管移民实边政策源于农业社会，但对我国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政府部门同样需要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再分配，以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古代移民戍边屯垦的做法不同的是，我国当下应该引导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技术进入中西部地区，并结合当地优势，采取优势互补与强强联合的方式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促进当地社会健康发展。

　　为什么要借鉴古代移民实边政策？

　　在我国古代，统治者对边疆和民族地区实行屯田制度是一贯做法。如，西汉时期，大臣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徙民实边”，大臣赵充国曾向汉武帝建议“屯田于边防，戍卫与垦耕并顾”。东汉时期，曹操麾下的枣祗和韩浩也曾建议曹操屯田，以解决军需。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枣祗建议曹操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三国志》云：“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到了明朝，统治者更是大兴屯田。为结束元朝梁王巴把剌瓦尔密在云南的统治，早日实现全国统一，朱元璋欲取道贵州，进攻云南。但当时的贵州，交通梗阻，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为解决这些问题，朱元璋决定在贵州屯田。据统计，明代因军屯、民屯、商屯进入贵州的人数约三四十万，其屯田总计约400万亩。事实上，朱元璋在贵州屯田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原地区人烟稠密，耕地相对不足，而贵州当时却是“黔不患无田而患人”的状况。于是，朱元璋采取了“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即把“地狭民稠”地区的居民迁往“地广人稀”的边疆。历史上的这些移民实边实践，既满足了军事需求，又减轻了民众的徭役与赋税压力，同时还给边疆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提高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曾出现过几次具有“移民实边”性质的人口大迁徙，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其中，上世纪60年代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以备战备荒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数十万技术人员和工人。虽然“三线建设”由于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存在着资源配置率低下、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甚合理等不足，但给我国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及一大批拥有先进技术的生产力，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沙井子垦区迎来第一个丰收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看，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逐渐放缓。这背后既有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我国经济几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对资源的利用、人口优势带来的红利以及农村对城市发展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农村对城市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致使许多优质资源都向城市倾斜。人们为了追求更多的优质资源和机会，纷纷涌向城市。充足的人力资源，又进一步加速了城市的发展，给我国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但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些弊端逐渐显现。如城市里出现了交通拥堵、房价虚高、就医难、上学难、生活成本日益增高等问题，农村出现了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婚配困难、农田大量荒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又掣肘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尤其需要补齐发展的短板。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当下城乡之间、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出现的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象，政府部门有必要借鉴古代以行政手段实行资源再分配的移民实边政策，对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再分配，开展引导性的人口大迁徙，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引导人口向中西部移动，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人口密度过高，而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稀疏。笔者认为，如果政府部门采取行政手段，合理引导人口从密度过高的地区迁移至密度较小的地区，既可以解决大城市的“城市病”，又可以解决农村的一系列问题。具体而言，有以下益处：

　　第一，可以降低一二线城市房价，挤出房产泡沫。当前，我国的优质资源大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人们都涌向一二线城市，一二线城市的资源分配就越是紧张，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之所以虚高，除去炒房团的炒作因素，更多的因素是人们的刚性需求。如果人们看到中西部地区有发展机会、优质资源，他们就会主动向中西部靠拢。一二线城市人口数量如果下降，将会减少住房的刚性需求，从而能降低房价，挤掉房地产泡沫。

　　第二，可以提高一二线城市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一二线城市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会使城市里的交通压力大、环境污染重、就医难、孩子上学难等问题迎刃而解。如此，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第三，可以使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人口密度较小等优势。如果政府引导大量人口、技术、资金进入中西部地区，将会带来大量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以及各种其他需求，从而拉动内需，中西部地区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第四，可以解决一些农村问题。中西部地区获得发展后，将会极大地刺激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或就业，从而使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婚配困难、农田大量荒芜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矛盾的化解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可以使城乡之间、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获得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将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及雄厚的资金投入到中西部地区，并结合中西部地区独具的优势，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使城乡之间、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获得协调发展，以此促进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西部地区如何引来资源并留住资源？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开发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何才能引来并留住大量人口、资金和技术？笔者认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地方政府需要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在地方，人口、资金和技术通常都集中在大型企业。除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外，地方政府也需要改善创业和投资环境，让当地的大型企业能安心投资，让员工乐于在此创业。要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需要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人才引进、基础设施等方面着力，在资源分配方面努力做到平衡，减少差距。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大多掣肘于交通运输的不方便，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以贵州为例，自从夏蓉高速和贵广高铁开通后，贵州的旅游业获得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当地餐饮业、住宿业、运输业、特产业的联动发展。

　　第二，中央政府要从全局上把握和引导大型企业落户中西部地区。除了地方政府要努力招商引资吸引大型企业落户中西部地区外，中央政府也要从全局出发，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准则，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将发达地区的国有大型企业搬迁至中西部地区。当然，政府部门也要吸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中大量人员返城的教训，积极创造条件，让这些企业的员工能在当地安居乐业。此外，中央政府还需总结以前西部大开发的经验教训，在产业结构、政策意见等方面作出指导性意见。

　　第三，地方政府必须把握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首先得熟知家底，要清晰、准确地把握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做到扬长避短。该开发什么与该保护什么，各级政府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能再走以前“先开发后修复”或“边开发边修复”的老路。

　　第四，地方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因大开发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中西部大开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利益与资源的分配、人口的急剧增长等，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各级政府应有充分的准备及处理办法。

　　总之，让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留在中西部地区，不仅需要中央政府引导，还需要各地方政府配合并落实。需要把握因地制宜的原则。在资源分配与调节层面，需要公安、医疗、社保、教育、住建、交通等工作部门的通力支持并进行相应改革，将各方面的资源进行再平衡，避免各种优质资源过于集中，逐步减少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